论清代红楼梦的传播与部分江浙士绅和旗人官员(7)

龚自珍作此诗的大环境是，嘉庆四年(1799)二月，也即嘉庆帝真正亲政之初，在论比照大逆缘坐人犯时说:“殊不知文字诗句原可意为轩轾……挟仇抵隙者遂不免借词挟制，指摘疵瑕，是偶以笔墨之不检，至与叛逆同科，既开告讦之端，复失情法之当。”[17]4284-4286某种程度上，废止了纯粹以文字解释罪人。

另外，龚自珍生活于嘉道时期，系著名的今文经学家、诗人，主张变革，诗风夸张，其诗并不反映文化空气的实际情况。

(六)清末革命与清代文字案件的污名化

清末民初，南方革命党出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革命主义的需要，大量翻印，甚至编造不利于清朝、旗人的文献，以作宣传和鼓舞之用。民国之后，孙文政府消弭民族隔阂，而学界、民众不察，排满之风持续多年。民国二十三年(1934)，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就出版了《清代文字狱档》一、二辑，以学界和文献的视角，将清代涉及“文字之罪”者统称为“文字狱”，而这种学术思维一直影响到今天，人们并未对其中各案件进行区别与理剔。

综上，在论及曹雪芹的思想，《红楼梦》的主张、技法时，不当再以笼统的“文字狱”三字作为学术环境使用。因为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的史实，亦未将曹雪芹、《红楼梦》的写作、流传情况与江浙地方个案相区分，笼统使用极大地误导了《红楼梦》的研究与深度赏析。

六、研究《红楼梦》需要回归曹雪芹的时代与身份

我们一直说，文艺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实际上，在论及《红楼梦》时，我们对产生《红楼梦》的生活了解远远不够，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一点，认为不会影响到对《红楼梦》的赏析。

关于读书论文，在总结自己中国小说史研究和小说创作的基础上，鲁迅先生曾经有两条意见非常值得注意。

(一)读《红楼梦》因眼光不同而对《红楼梦》的主题认知不同

即如鲁迅先生在《〈绛洞花主〉小引》中指出的“《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问题不出在《红楼梦》上，而是出在读者的“眼光”上，而决定“眼光”的是学术背景和学术素养。故而，要正确解读《红楼梦》，研究者当尽可能地脱离“今日意识”，对曹雪芹生活时代有相对客观全面的了解。

(二)论《红楼梦》要顾及全篇、作者的全人及社会状态

关于论文，鲁迅先生又说：

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无碍。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所处的社会状态，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18]49-50

20世纪80年代，就红学研究的范畴和境界问题，周汝昌先生曾与学界发生过剧烈的争论。1985年，周汝昌先生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了《红学的高境界何处可寻》一文，其中写道：

把研究对象的涵量估计得那么低，把自己的能力估计得那么高，最易犯一个“唯我才是最高明”的毛病。红学史上已经出了不少这样的高明人士了，红学仍未见自他出来便有大起色。我看还是放谦虚些的好。我们共同多做点基本功，做得好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那自然另一番境界无疑。[19]

孔子的学生说，孔子的境界“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不可思议、不可捉摸；佛陀的学生也说，佛陀的境界不可思议、难值难信；老子自己说，他的道很简单，但下士必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曹雪芹与《红楼梦》也一样，作为传统文化集大成时代的一部巨著，因以“小说的体裁”出现，读者往往觉得很好理解，但是，同一个读者在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学术视野下看《红楼梦》感觉总是不一样，原因就在于大众把《红楼梦》看得过低了：《红楼梦》不过一部写得好的小说而已。而当我们把曹雪芹的生平与思想，放在18世纪中国思想史大时空背景下去看，就会发现曹雪芹、《红楼梦》的高度与复杂。

不了解曹雪芹的生活时代、身份、交游情况、思想意识，仅仅看到《红楼梦》的“小说体裁”，以“《红楼梦》只是一部小说”立论，不仅无法深入赏析《红楼梦》，还容易导致各种不解基本史实和制度的“谬论”，一百年来，各种不靠谱的索隐和不靠谱的评论皆属此类情况。

七、从谈王文元的“红学非学术”，说《红楼梦》研究需要回归曹雪芹的时代与身份

(一)王文元《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与其中的文本失误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qikandaodu/2021/0401/13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