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红楼梦的传播与部分江浙士绅和旗人官员(12)

胡小伟先生在《睿亲王淳颖题红诗与〈红楼梦〉钞本的早期流传——兼评关于〈红楼梦〉曾在清代遭禁的几种说法》一文中曾经指出，永忠诗、弘旿批都留下了对《红楼梦》的文字态度，故《红楼梦》不当有任何涉及“文字狱”的碍语，又谓：

乾隆时代的记叙而言，《红楼梦》早期钞本流传范围已逐渐扩大到公开的程度……这种争相传抄，市贾牟利，而且是在名公巨卿的眼皮子底下通行无阻情况，不正说明它在乾隆年间并未被人目为“谤书”吗？[2]

从个人、社会两个角度考察，弘旿之不欲读《红楼梦》，不能直接证明《红楼梦》中确有碍语，更不能证明《红楼梦》因有碍语而为政府所禁。

(二)乾隆皇帝与《红楼梦》

关于乾隆皇帝与《红楼梦》的关系，出自赵烈文的《能静居笔记》:

谒宋于庭丈于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其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3]308

这一信息以往多被学界忽视，认为不足为信。问题是，说这话的是著名经学家宋翔凤(字虞庭，一字于庭)，而宋翔凤和著名诗人、戏曲家舒位(舒位系旗人，与礼王家族关系甚密)有交往；加之，乾隆皇帝对汉文化了解极深，对在旗人、达官显贵中盛行的《红楼梦》似不当一无所知，故而，宋翔凤提供信息的可信性很大，而这一点也能够在其他文献中得到证明。如乾隆五十九年，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记》中就写道：“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4]18-19前后两条资料互相对照，可见宋翔凤所谓乾隆阅《红楼梦》而“然之”信息的可靠。

(三)淳颖与《红楼梦》

乾隆时期，睿亲王淳颖亦曾阅《红楼梦》，并作有《读〈石头记〉偶成》诗，感慨《红楼梦》故事，云：“满纸喁喁语不休，英雄血泪几难收。痴情尽处灰同冷，幻境传来石也愁。怕见春归人易老，岂知花落水仍流。红颜黄土梦凄切，麦饭啼鹃认故邱。”

淳颖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袭睿亲王，而后历任宗人府宗令、左总政、右总政、玉牒馆副总裁、正黄旗汉军都统、镶红旗满洲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总理正红旗觉罗学、理藩院事务、御前大臣等职。

淳颖是乾隆朝比较得宠的皇室成员，其读《红楼梦》并予以题咏足可证明彼时《红楼梦》不曾被中央明文禁止。不仅淳颖，淳颖的母亲佟佳氏甚至在乾隆中叶，也就是《红楼梦》的早期抄本流传期，就已经读到了《红楼梦》。[5]

淳颖与其母的《红楼梦》阅读和批评，不仅印证了清代中叶北京王公贵族对《红楼梦》的阅读历史和感受，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乾隆五十六年《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中程伟元序所云“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金，不胫而走者矣”，高鹗叙言“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几廿余年”，不是谎言，都是历史的真实记载。

(四)裕瑞、晋昌与《红楼梦》

裕瑞，豫亲王多铎五世孙，豫良亲王修龄次子，因其《枣窗闲笔》多谈及《红楼梦》与《红楼梦》之续书，向来为学界所重视；而晋昌与《红楼梦》整理者程伟元的关系虽为人所知，却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晋昌，恭亲王常宁(顺治皇帝第五子)五世孙，字戬斋，号红梨主人，满洲正蓝旗人。嘉庆五年(1800)出任盛京将军。

晋昌与收集、整理、摆印《红楼梦》的程伟元关系甚佳，晋昌为盛京将军，程伟元随其远赴沈阳、为其幕友(晋昌《壬戌冬，余还都，小泉以上下平韵作诗赠行，因次之》中有“宾主三年共此心，好将新况寄佳音”句)[6]22-25。

程伟元为晋昌编纂的诗集《且住草堂诗稿》(即《戎旃遣兴草》上册)中与程伟元有关诗歌计十题、五十首，如《八月二十五日，招小泉畊畬赏桂，次小泉韵》云：“忘形莫辨谁宾主，把酒临风喜欲狂。”[6]13-14《壬戌冬，余还都，小泉以上下平韵作诗赠行，因次之》：“文章妙手称君最，我早闻名信不虚。”“况君本是诗书客，云外应闻桂子芬。”“义路循循到礼门，先生德业最称尊。箕裘不坠前人志，自有诗书裕子孙。”[6]22-25可见二人关系之紧密。

以百二十回《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在当时的传播与影响而言，晋昌当见、读并谈及《红楼梦》。

(五)奕绘家族与《红楼梦》

奕绘，字子章，又号妙莲居士、太素道人，生于嘉庆四年(1799)正月十六日，乾隆皇帝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之孙，嘉庆二十年(1815)袭贝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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