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红楼梦的传播与部分江浙士绅和旗人官员(10)

还有一位专家将《红楼梦》与《周易》并提：在汉语语言文化历史上，我认为有两本书是天书，一本是《周易》，一本是《红楼梦》。将《红楼梦》与《周易》并提，与把体育与哲学归于同类有何差别？[20]

王文元是哲学家，故将《红楼梦》与《周易》并列非常不屑，以为是将体育与哲学等观，唯其不知道，《红楼梦》的阅读和理解并未见得一定比《周易》更来得容易，而清代具有综合国学素养，自然也懂《周易》的学人却在《红楼梦》中看到“易”，不惟能看到“易”，也能看到王文元力崇的其他哲学、文学著作。

太平闲人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写道：

《石头记》一书，不惟脍炙人口，亦且镌刻人心，移易性情……以读但知正面，而不知反面也……

《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 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 《周易》、《学》、《庸》是正传，《石头记》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 致堂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书，惟败常反理，乃书于策，以训后世，使正其心术，复常循理，交适于治而已。”是书实窃此意。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此书到处警省处。故其铺叙人情世事，如燃犀烛，较诸小说，后来居上。 《石头记》一百二十回，一言以蔽之，左氏曰：“讥失教也。”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故谨履霜之戒。”一部《石头》，记一“渐”字。[21]22-27

张新之的论断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就《红楼梦》涉及的内容广度与深度，似不是我们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下“《红楼梦》只是一部写得好的小说”所能容纳的。但王文元无疑就是这么看待《红楼梦》的。

(五)关于王文元的红学观

实际上，王文元之所以对《红楼梦》的评价较低、不把红学研究视为学术，除其眼界所限不了解红学研究的历史与范畴外，还与他对《红楼梦》的小说定位、红学就是小说评论的基本定位有关：

《红楼梦》是中国优秀古典章回小说，作者的想象力与表达力都是异乎寻常的，对此我丝毫不否认。我想强调的是，《红楼梦》仅仅是一部小说，小说是可以评的，但必须把它当小说评，而不能当历史评、当自传评，更不能把评小说当作单独的一门学问看待。[20]

这种看法比当年顾献樑的“曹学论”、余英时的“红学论”丝毫未见不同，且把“红学”归结于“评小说”，可见其视野之狭窄。一部红学史，既包括了《红楼梦》著作权、原始著作权、作者生平、家族、时代、身份、交游、思想诸多方面的研究，也包括版本、异文、批评、时代意识、文本分析、文本相应学术研究的研究，“评小说”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而已。

即便说，近几十年《红楼梦》的研究确实存在王文所指出的问题，那也不等于“红学”的全部，也不影响“红学”的品格，因为学术向来如此，一个时代的研究往往只是为后来人提供基础，甚至反面素材，红学如是，王文元先生研究的哲学更是如是。

八、结语

任何经典的解读都存在两个方向：一是向后的，即结合时代意识和个人意识，使作品向现实低头，这是功利主义的，这种研究不需要考虑作者的创作原意；二是向前的，即努力回到作者的原意，这种研究往往通过对作者时代、作者生平、作者交游和原典的考据来实现。

《红楼梦》自然也不例外，如果要研究曹雪芹的“原意”，可行的路子自然是要回归曹雪芹的时代与身份——而不是由经典的“局域接受”看经典的“原意”。

离开了这一学术基础，一切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和解读就容易成为关于《红楼梦》的附会——当然这种研究自有其价值存在，唯与曹雪芹、《红楼梦》无甚关系。

《红楼梦》在清代是一部禁书，是在学界、社会上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人们由此进一步断定，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言“真事隐去”“假语存焉”， 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写作手法，而是为了躲避“文字狱”而写下的托词。

从这种思维方式出发，导引出《红楼梦》研究与欣赏中的诸多问题：如何理解曹雪芹的文笔？如何看待八十回后的文学价值？如何看待程伟元、高鹗对《红楼梦》的贡献？如何理解曹雪芹八十回后诸主人公的命运结局？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qikandaodu/2021/0401/13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