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红楼梦的传播与部分江浙士绅和旗人官员(16)

(二)“文字狱”的具体情况很复杂，不得一体视作因文字而得罪

仔细分析历来例举的“文字狱”，可以发现所谓“文字狱”的情况非常复杂。

实际上，清代顺康雍三朝许多被指摘为“文字狱”的案件基本都属于政治案件，也就是说，因文字获罪或者只是表面现象(文字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态度)，或者只是为他们的罪行更加一条罪状而已(根本罪状不在文字)，比如人们都很熟悉的康熙初年《明史》案、雍正三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即涉及政治态度和“党争”问题。纯粹为文字获罪者固然不少，但基本以朱元璋、乾隆的某些时期为主。乾隆时期被定为“文字狱”的诸案，固然不少是因为乾隆皇帝敏感所致，但也有不少案件与写作者不懂避讳(避清朝各皇帝讳、圣贤讳等，如王锡侯《字贯》案、刘峨《圣讳实录》案等)、道学家沽名钓誉(如大理寺卿尹嘉铨案)、写作不慎被认为讽刺攻击朝政(贺世盛《笃国策》案、李一《糊涂词》案、祝庭诤《续三字经》案)、拍马屁没拍准(智天豹《万年历》案、安能敬颂诗案等)、精神病邪教案等有关。

(三)不能用今天的民主思想看待传统时代的文字案件：《红楼梦》研究需要回归曹雪芹的时代与身份

在今天讲求自由、民主的环境下看来，以上所举事情都算不得什么，但是在讲求等级制度的传统社会，这些行为皆为大罪，不论是不是在清朝——实际上，即便这些时期的一些诗文也难免有知识分子“暗刺”时政、讥讽帝王的用意，此亦宋以来文人之恶习之一，朱元璋、乾隆深知此点，又复以“和尚”“满洲夷狄”的身份，时加警惕，故不免多有苛刻之举。

之所以用诸多笔墨分析“文字狱”的情况，旨在说明真正以文字罪人，以致使乾隆时期学人不敢致力于著述，写作时刻抱有凛凛之心的文化环境并不存在(翻案者或者学养很差，或者心存各种私心，多与名利权势相干)，大多数汉人知识分子不存在(从乾隆朝出现的大量诗文、史志著述即可得到证明)，曹家这般身份的家族和个人更加不存在。

(四)曹家的身份与身份认同使得他们与“文字狱”无甚干系

曹雪芹家族系满洲老包衣人，其文化、习俗多从满洲，又与满洲亲贵结亲往来，故而，他们对清政府、清朝政策、皇帝的态度，不可能如民国以后汉人，尤其是江浙、广东一带汉人对满洲的看法。

这一点，只要看看曹雪芹友人敦诚《四松堂集》论史文字，就可以看出，很多题材和态度似乎都应被纳入我们“认为的”“文字狱”查抄视野，实际上没有。

在《红楼梦》第一回中，空空道人阅读《红楼梦》，其时心态云：

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12]

虽然，“甲戌本”脂批在“亦非伤时骂世之旨……毫不干涉时世”一段文字间三批“要紧句”，但在其前面的“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处，甲侧亦有批语，云：“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

也就是说，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时，为万全，或为文学上的需要，曾在此处略加“声明”，但并不意味着他内心时刻有着“文字狱”的空气压迫。

乾隆朝大兴“较纯”“文字狱”的乾隆四五十年，曹雪芹已经去世，且《红楼梦》已经在京师部分达官显贵之间风行了，所以，这点声明丝毫证明不了曹雪芹写作时周遭环绕着“文字狱”空气的压迫，也不意味着因受“文字狱”的压迫而作有意危害政权的“隐语”，更不意味着清政府因此而查禁过《红楼梦》，这一点逻辑是需要极力分清的。

(五)从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说清代的“文字狱”

论清代“文字狱”，人们习惯于使用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作为例证。但是，如果我们的知识量和逻辑性足够，就可以从龚自珍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看出另外的意思：如果清朝彼时的文字狱那么厉害，龚自珍还敢于写下这样的文字吗？

龚自珍作此诗的大环境是，嘉庆四年(1799)二月，也即嘉庆帝真正亲政之初，在论比照大逆缘坐人犯时说:“殊不知文字诗句原可意为轩轾……挟仇抵隙者遂不免借词挟制，指摘疵瑕，是偶以笔墨之不检，至与叛逆同科，既开告讦之端，复失情法之当。”[17]4284-4286某种程度上，废止了纯粹以文字解释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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