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红楼梦的传播与部分江浙士绅和旗人官员(4)

也就是说，单就与皇帝的关系而言，弘旿比永忠、弘晓、墨香、敦诚、敦敏、淳颖(以上人物，除弘晓外，家族在历史上都曾罹祸，在乾隆朝也特别得宠)等人更没有理由惧怕“文字狱”。

《红楼梦》，弘旿“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只能是因为弘旿的“见识所限”。

(二)关于弘旿的见识与曹雪芹写作的差距：弘旿对《红楼梦》的“先入之见”与《红楼梦》的主张

那么，我们如何探讨、解释何以弘旿认为“《红楼梦》非传世小说”这一观点呢？

永忠诗题、诗批中涉及的永忠、墨香、弘旿三人中，弘旿虽然对《红楼梦》“闻之久矣”，但却是唯一没有看过《红楼梦》的人。也就是说，弘旿对《红楼梦》的认知、态度来源于其他读过《红楼梦》的人的谈论和他对永忠诗的解读。

明末清初，社会上大量流传的是曹雪芹批判的才子佳人类小说。《红楼梦》第一回借石头之口道：

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12]

而知识界对小说的要求却是道德教化、发泄儿女真情，这不论在明清小说思潮中，还是在曹雪芹看来都是如此。《红楼梦》第一回借茫茫大师之口，比较历来才子佳人小说与《红楼梦》云：

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总未述记。再者，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想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12]

唯《红楼梦》最能吸引大众读者关注和理解的是，它对其中人物描摹的细腻与深入，而其与传统小说的最大区别，却因为读者的学养和传播信息的不确定，未必能够被及时和全面地传达给读者和听众。

不幸的是，弘旿即是那个没有能够全面和真正了解《红楼梦》信息的人。他在永忠“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等诗句中，看到的只有永忠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文笔(包括对《红楼梦》中宝黛感情的传神描摹和对现实作品化技巧)的欣赏与赞叹，故误会《红楼梦》不过是写得绮丽的才子佳人小说而已，在这种误会下，以致写下了那句《红楼梦》“非传世小说”的评语。其所谓的“碍语”二字，并不只指违背政治的语言，也包括情色方面的语言和内容，这也是清政府查禁图书重点在此类图书的真正原因所在。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被《红楼梦》回避文字狱这样的先入之见所蔽，就可以分析出弘旿所谓的“碍语”不可能指有碍于政治的语言，因为如果那样，弘旿不当题于永忠诗上，永忠亦不当令其存于自己诗上。

四、何以禁毁《红楼梦》集中于江浙：兼论丁日昌对《红楼梦》的“矛盾态度”

(一)何以禁毁《红楼梦》集中于江浙

除了指出清中晚期禁《红楼梦》事多发生在江浙，我们还要分析何以如此。胡小伟在《睿亲王淳颖题红诗与〈红楼梦〉钞本的早期流传》一文中指出：

这些禁令有这样两个共同点：一是时间都在同治年间，这时太平天国刚被镇压下去，号为“中兴”，理学之士纷纷跑出来强调纲纪伦常，因而将《红楼梦》 视为“淫辞小说”；二是这些禁令都是地方官员颁布或主张实行的，这些地方又多是太平天国活跃过的。[2]

实际上，不全如此，在道光年间，江浙官员就已经支持查禁《红楼梦》了。地方官员之所以如此行为，与他们对江浙民风的固有看法和基于此进行的常规应对举措有关。

江浙一带经济发达，人文兴盛，尤其娱乐业繁荣，其民风较北地为薄，且人口流动比较频繁，所以，在当时的官员和士人看来，此等地界民风浇漓，不如北地淳朴，从长远看，容易导致社会混乱，影响社会秩序，故而需要禁止、教导。

这些看法不仅反映在各种笔记中，地方官员的禁令也时有反映，一般都是要求勿奢靡、勿游荡。《得一录》卷十六收录曾禁止《红楼梦》的江苏按察使裕谦的《裕中丞示谕》，其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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