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红楼梦的传播与部分江浙士绅和旗人官员(6)

(一)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与“文字狱”无干

实际上，关于清代考据学兴起的原因，学界通过对明中叶以来知识分子的学术梳理，已经认识到清代考据学的兴起是因为自明中叶以来儒家知识分子对宋明理学与孔子原典存在区别进行的反思，进而从事经典原意的考证，与“文字狱”无甚大关系。

(二)“文字狱”的具体情况很复杂，不得一体视作因文字而得罪

仔细分析历来例举的“文字狱”，可以发现所谓“文字狱”的情况非常复杂。

实际上，清代顺康雍三朝许多被指摘为“文字狱”的案件基本都属于政治案件，也就是说，因文字获罪或者只是表面现象(文字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态度)，或者只是为他们的罪行更加一条罪状而已(根本罪状不在文字)，比如人们都很熟悉的康熙初年《明史》案、雍正三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即涉及政治态度和“党争”问题。纯粹为文字获罪者固然不少，但基本以朱元璋、乾隆的某些时期为主。乾隆时期被定为“文字狱”的诸案，固然不少是因为乾隆皇帝敏感所致，但也有不少案件与写作者不懂避讳(避清朝各皇帝讳、圣贤讳等，如王锡侯《字贯》案、刘峨《圣讳实录》案等)、道学家沽名钓誉(如大理寺卿尹嘉铨案)、写作不慎被认为讽刺攻击朝政(贺世盛《笃国策》案、李一《糊涂词》案、祝庭诤《续三字经》案)、拍马屁没拍准(智天豹《万年历》案、安能敬颂诗案等)、精神病邪教案等有关。

(三)不能用今天的民主思想看待传统时代的文字案件：《红楼梦》研究需要回归曹雪芹的时代与身份

在今天讲求自由、民主的环境下看来，以上所举事情都算不得什么，但是在讲求等级制度的传统社会，这些行为皆为大罪，不论是不是在清朝——实际上，即便这些时期的一些诗文也难免有知识分子“暗刺”时政、讥讽帝王的用意，此亦宋以来文人之恶习之一，朱元璋、乾隆深知此点，又复以“和尚”“满洲夷狄”的身份，时加警惕，故不免多有苛刻之举。

之所以用诸多笔墨分析“文字狱”的情况，旨在说明真正以文字罪人，以致使乾隆时期学人不敢致力于著述，写作时刻抱有凛凛之心的文化环境并不存在(翻案者或者学养很差，或者心存各种私心，多与名利权势相干)，大多数汉人知识分子不存在(从乾隆朝出现的大量诗文、史志著述即可得到证明)，曹家这般身份的家族和个人更加不存在。

(四)曹家的身份与身份认同使得他们与“文字狱”无甚干系

曹雪芹家族系满洲老包衣人，其文化、习俗多从满洲，又与满洲亲贵结亲往来，故而，他们对清政府、清朝政策、皇帝的态度，不可能如民国以后汉人，尤其是江浙、广东一带汉人对满洲的看法。

这一点，只要看看曹雪芹友人敦诚《四松堂集》论史文字，就可以看出，很多题材和态度似乎都应被纳入我们“认为的”“文字狱”查抄视野，实际上没有。

在《红楼梦》第一回中，空空道人阅读《红楼梦》，其时心态云：

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12]

虽然，“甲戌本”脂批在“亦非伤时骂世之旨……毫不干涉时世”一段文字间三批“要紧句”，但在其前面的“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处，甲侧亦有批语，云：“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

也就是说，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时，为万全，或为文学上的需要，曾在此处略加“声明”，但并不意味着他内心时刻有着“文字狱”的空气压迫。

乾隆朝大兴“较纯”“文字狱”的乾隆四五十年，曹雪芹已经去世，且《红楼梦》已经在京师部分达官显贵之间风行了，所以，这点声明丝毫证明不了曹雪芹写作时周遭环绕着“文字狱”空气的压迫，也不意味着因受“文字狱”的压迫而作有意危害政权的“隐语”，更不意味着清政府因此而查禁过《红楼梦》，这一点逻辑是需要极力分清的。

(五)从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说清代的“文字狱”

论清代“文字狱”，人们习惯于使用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作为例证。但是，如果我们的知识量和逻辑性足够，就可以从龚自珍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看出另外的意思：如果清朝彼时的文字狱那么厉害，龚自珍还敢于写下这样的文字吗？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qikandaodu/2021/0401/13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