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红楼梦的传播与部分江浙士绅和旗人官员(5)

为训勉风俗、以端趋向事：

照得三吴为文物大邦，士庶军民之知礼义、爱身家者奚可偻指，祗因商贾辐辏，习染多歧，平居以相炫为能，积久遂因仍成俗，其力量不能供挥霍者又各出其机械变诈，以求取胜于人，于是，温饱之家大半搘撑门面，矫诬之辈甚且干犯刑章，不知守仆守诚。

当知本部院非以刑民峻法强为之驱，亦非以理学迂谈曲为之解，无非欲尔等黜浮践实、返朴还醇，尽心，知手足之长，以遂其仰事俯育之愿。[13]66-67

这种态度与清朝初年于成龙、康熙、雍正对江浙士民的态度并无二致，当地士绅作为地方文化的传承者和地方道德、秩序的维护者也非常了解这一点，故多有自发购焚“淫词小说”之举。

(二)关于部分旗人何以产生对《红楼梦》的毁禁态度

曹雪芹才大如天，在《红楼梦》中分别设下了数个大小主题，而读者因学养、经历、身份的区别各有其解释。正如鲁迅先生在《〈绛洞花主〉小引》中指出的那样：

《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14]98-100

这一现象不惟近代如是，在《红楼梦》流传的早期也是如此，乾隆认为写明珠家世，永忠、淳颖以为其写感情真挚，玉麟、那彦成则认为《红楼梦》系刺满人之作，欲加禁止：

满洲玉研农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尝语家大人曰：“《红楼梦》一书，我满洲无识者流，每以为奇宝，往往向人夸耀……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我做安徽学政，曾经出示严禁，而力量不能及远，徒唤奈何。”

那绎堂先生亦极言：“《红楼梦》一书，为邪说诐行之尤，无非糟蹋旗人，实堪痛恨，我拟奏请通行禁绝，又恐立言不能得体，是以忍隐未行。”[15]53-56

玉、那二人之所以如是，需要结合二人生活的时代背景进行考量和解释。

旗人唯以当差、当兵为职业，但是随着承平日久、旗人人口的增多和享乐作风的蔓延，至道光年间，旗人上层中无心学问事功、唯知享乐摆阔的人越发增多，这种情况使得当时的“有识之士”都产生了“恨其不争”的心态。

《红楼梦》描写了一个公侯家庭的因无善理家者而没落的过程，因其描摹世家大族情形细腻真切，故而在京师，尤其是在旗人上层和知识分子中间广泛传播。然而，由于学养不同、关注不同，旗人读者各有自己的认识，奕绘、慈禧在《红楼梦》中读到了富贵与情感，而玉麟、那彦成这样的“有识之士”便读出了“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的念头，以致产生查禁《红楼梦》的想法与行动。

(三)从丁日昌对《红楼梦》态度的矛盾看江浙地区的禁《红楼梦》事

江浙地区查禁《红楼梦》，以江苏巡抚丁日昌于同治七年(1868)的查禁规模最大，其理由也不外“愚民鲜识……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而已[16]33-36。

在丁日昌的查禁名单中，不仅有《红楼梦》，还有《红楼梦》的各种续书如《续红楼梦》《后红楼梦》《补红楼梦》《红楼圆梦》《红楼复梦》《红楼重梦》等。

问题是，丁日昌自己是读《红楼梦》的，不仅读，还为友人黄昌麟的《红楼梦二百咏》作序、评诗，对《红楼梦》的文笔给予高度评价。

丁日昌其人好读书、为政有法，但其为人却有瑕疵(也可以称为技巧)，故曾国藩称其为“诈人”，对《红楼梦》的查禁来说，其所行非其所欲行，其所言非其所欲言，不过因为行政实际的需要(愚民鲜识，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不得以之作为《红楼梦》实系“淫书”的结论。

最可作为丁日昌在江苏查禁《红楼梦》“反面教材”的是，他的老上司曾国藩、李鸿章都熟读《红楼梦》，而其查禁《红楼梦》行为不仅没有阻止《红楼梦》的传播，反而更进一步促使了《红楼梦》的流传——未读过是书者，因官府查禁反生兴趣。

五、“文字狱”与《红楼梦》的写作、传播

“文字狱”现在已经是人尽皆知的词语，出自龚自珍《己亥杂诗·咏史·金粉东南十五州》：“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一般解释称，“文字狱”即是因文字获罪。“文字狱”以清康雍乾三朝为最，知识分子钳口不言，以致知识分子不敢从事史书编纂，纷纷从事经典考据工作，《红楼梦》亦此种文化强制政策下的产物，故书中“隐写”各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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