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治理研究的反思概念理论与方法(6)

3.依赖现有理论，缺乏反思和原创

理论创新离不开检测、批判和自主建构，这类文章只占不到6%。大多数理论文章都只是介绍和说明某个理论，或者使用它来解释一些实际问题，而在解释的时候绝大部分又直接、不加分析地运用理论，依赖既有或者舶来的知识去“框住”现实，而非基于实际问题去探索中国化的治理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理论工作越来越失去批判性和敏锐性。

（四）方法问题：匮乏、失衡与粗疏

中国治理研究中的方法运用面临匮乏、失衡和粗疏等三个问题。

1.很少运用方法分析治理问题

只有两成左右的文章使用了研究方法，其他文章大多是纯理论研究或者个人观点的阐述。这个特征和前述“非经验性研究”占主导地位的特点一致。其实，即便是非经验性研究，也可以使用研究方法，比如博弈论、正式建模等，这些方法目前只有零星使用。

2.在研究方法上结构失衡

质性研究法更受重视，在使用方法的文章中占比78.71%，定量研究法只占15.36%，混合研究法更少（占5.93%）。这与国外“定量研究占多数、定性研究逐步复兴、研究方法多元化”［22］的趋势存在较大差异。定量研究法虽然有缺陷，但是能够更精确地描述和解释治理现象，这对解决高复杂性的治理问题特别重要。同时，在质性研究法内部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主要依赖案例研究法，其他方法如访谈、观察、行动研究、文本分析等运用非常少。

3.在方法运用上比较粗疏

在定量研究法使用上，主要依赖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运用较少。更重要的是，方法应用的粗疏不等于方法的简单，而是达不到理论分析要求的精细程度。例如，市域治理嵌入在省级治理中，省级治理嵌入在国家治理中，那么在解释市域治理现象时，就需要考虑省级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因素，层级线性模型就变得必要。协作治理的主体往往是以网络的形式连接在一起，网络结构特点会影响主体效能，社会网络分析就变得必要。同样，质性研究法的使用，包括案例分析，在治理研究中也存在不规范、不严谨的问题，对案例分析的内外部效度很少讨论，也往往缺乏足够的、丰富的材料。

五、展望与探索

（一）寻求语境共识：治理是配置主体责权利的制度安排

虽然对治理的理解存在争议，但科学作为一项集体事业［23］，需要一些基本共识。这不是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库恩意义上的治理范式或者说“常规科学”意义上的治理范式，因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往往涉及显著的价值与认知差异，更多属于“后常规科学”范畴，但是我们必须避免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我们有可能而且应该为“治理”找到一个共同的指称，实现“科学知识的汇聚”［24］。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就是要在不同的治理实践中归纳出普遍性特征，在各国治理实践中找到共性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治理就是配置主体责权利的制度安排［25］，既可以继而分为传统治理和现代治理，对应不同时代的制度安排，反映不同时代的社会价值与生产技术，也可以分为协调市场经济的治理、自由市场经济的治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治理，反映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下的制度安排，还可以分为现实的治理和未来的治理，考虑未来时代的理想制度安排。

这样一种定义，能够把治理与善治区分开来。善治是对理想治理状态的学术描述，是对个体心理空间中复杂需求结构的满足［26］。种族问题、移民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等，说明西方国家的治理离善治的应然状态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如果不区分治理与善治，我们就无法用治理来描述英美德法，就像很多人认为不能用治理来描述中国一样。事实上，治理一词已经被广泛用来描述西方国家各个层面的治理实践，那么，同样也可以用它来描述中国的治理实践。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把善治作为一个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那么它也必然假定在现实中有一个离理想型有不同距离的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上分布着不同类型治理的制度安排。治理的这种指称，既反映了客观实在的普遍性，也符合希拉里·普特南所说的合理性标准，它既有助于我们理解治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也有利于实现治理研究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平衡。

在这样一个共同指称下，不同国家的治理虽然具有特殊性，但是也具备对话的根基和可能。在当前治理环境中，各国治理面临着相似的机遇和挑战。全球化、利益团体相互依赖、信息时代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政府和市场的局限等，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困境。制度安排的各个维度——法律法规、公共政策、社会规则、文化风俗和行为习惯，以及制度安排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都需要应对这些挑战。这是不同国家治理借鉴、比较和对话的基础。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qikandaodu/2021/0710/20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