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斌、王兴宇|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研(7)

东汉安帝元初年间（114～119年），疏勒内部发生了矛盾冲突，疏勒王安国认为，他的舅舅臣磐有罪，将臣磐放逐到大月氏，但是臣磐却得到了月氏王关爱。疏勒王安国死后，没有儿子，由安国的母亲主持国政，与国人共同立臣磐的侄儿为疏勒王。臣磐听到之后，向月氏王请求返回疏勒当国王，月氏国王于是派兵把臣磐送回疏勒当了国王。此后，疏勒与朝廷的关系一直不错，顺帝永建二年（127年），疏勒王臣磐派遣使者向朝廷奉献，顺帝任命臣磐为汉大都尉，任命臣磐的侄子臣勋为守国司马。顺帝永建五年（130年），臣磐遣派遣他的儿子与大宛、莎车的使者一同前往洛阳朝贡。顺帝阳嘉二年（133年），臣磐又向朝廷贡献狮子、封牛。

在疏勒与朝廷保持友好关系并且不断发展的时候，疏勒王汉大都尉在狩猎中被他的叔父和得射杀，和得自立为疏勒国王，这一年是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凉州刺史孟佗派遣从事任涉带领敦煌士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统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起来一共三万余人，讨伐疏勒的和得，进攻桢中城，但是进攻40余日都没有能够攻下，最后只好撤退。此后，疏勒国内部贵族为了争夺国王位置相互斗争不断，朝廷因为疏勒国距离西域都护府太远，便没有介入和调解疏勒国的内部斗争。

永元六年（94年），西域都护班超征发西域诸国军队讨伐焉耆、危须、尉黎、山国。焉耆国王广把朝廷军队进入焉耆的苇桥拆除，“不欲令汉军入国。超更从它道厉度。七月晦，到焉者，去城二十里，营大泽中。广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就在这个时候，曾经在洛阳当过人质的焉耆左侯元孟，“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斩之，示不信用”。班超在杀了焉耆左侯元孟派来的使者之后，仍然大会诸国王，“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汎及北革建支等三十人相率诣超。其国相腹久等十七人惧诛，皆亡入海，而危须王亦不至”。在坐定之后，班超问焉耆国王广危须王为什么不到？焉耆的腹久等人为什么逃亡？于是在陈睦故城杀了焉耆王广，尉犁王汎“更立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慰抚之”。与此同时，班超还，“尉黎、危须、山国皆更立其王”。这是班超用政治和军事的方法重新调整西域的政治格局。因为班超在处理焉耆的事情上宽严有度、惩罚分明，对于西北边疆的治理有惩戒的作用，所以“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因此，班超应该是一个“良吏”，和班超这个“良吏”相比较，其他一些“边吏”就有不如。

桓帝元嘉元年（151年），西域长史赵评在于阗病死，赵评的儿子前往于阗迎丧，途经拘弥国。拘弥国王成国与于阗国王建历来不和，于是就和赵评的儿子说：“于阗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故致死耳。”赵评的儿子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听信了拘弥国王成国的话，告诉敦煌太守马达。元嘉二年（152年），桓帝任命王敬代为西域长史，而敦煌太守马达却对西域长史王敬隐瞒了这件事。王敬在路过拘弥国时，拘弥国王成国又向王敬说：“于阗国人欲以我为王，今可因此罪诛建，于阗必服矣。”由于王敬贪立功名，听了拘弥国成国一面之词，便有了杀于阗国王建的念头。王敬到了于阗之后设宴邀请于阗国王建，“而阴图之”，但是有人私底下把王敬的阴谋告诉了于阗国王建，建一开始不相信，认为：“我无罪，王长史何为欲杀我？”第二天上午，建带领属官数十人拜访王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执之，吏士并无杀建意，官属悉得突走。时成国主簿秦牧随敬在会，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为复疑？’即前斩建。”于阗侯将输僰在知道建被杀的消息之后，聚集了于阗的军队攻击王敬，王敬持建头登上城楼宣告说：“天子使我诛建耳。”这反而激怒了于阗侯，马上带领于阗的军队“焚营舍，烧杀吏士，上楼斩（王）敬，悬首于市”。西域长史王敬被杀的事件，其教训是深刻的，王敬在没有了解于阗与拘弥内部矛盾冲突实质的情况下，随意介入民族内部的矛盾斗争，不但自己被杀，而且还让西北边疆陷入了混乱。

于阗侯将输僰在杀死西域长史王敬之后，准备自立为王，但是被于阗民众杀之，于阗民众拥立建的儿子安国为于阗王。敦煌太守马达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准备带领军队出塞攻击于阗，但是没有得到桓帝的同意，而是把马达调回洛阳，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宋亮到达于阗之后，抚慰于阗，下令于阗人自己去斩杀于阗侯输僰。但是，这时输僰已经死了几个月，可是于阗人仍然砍下于阗侯输僰的人头送敦煌，而没有告诉宋亮实际情况。当宋亮后来知道其中有诈，竟然没有出兵攻击擅自立的于阗王，因此“于阗恃此遂骄”，其结果是朝廷对西北边疆的控制力开始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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