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斌、王兴宇|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研(2)

第三类，以古代治边思想为研究内容的成果，涉及东汉时期的治边思想。主要有方铁《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杨明辉《试论我国传统治边观念的核心——“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孙岳龙《论东汉中后期边疆形势下政论家的治边思想》等。此类研究，对“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等治边思想在东汉的实践情况有所涉及，但是没有结合具体的实践过程来分析。

第四类，中国边疆治理和边政研究为主题的相关成果，涉及东汉时期西北边疆治理的内容。主要有程妮娜等《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周平等《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厉声等《中国历代边事边政通论》等。此类成果在追溯和研究中国历代治边方略的时候，对东汉时期的西北边疆治理、边事和边政进行了梳理和叙述，但总体上显得比较简略。

第五类，关于游牧社会的研究的成果，涉及东汉王朝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相关情况。主要有［俄罗斯］扎钦斯基《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等。此类成果总体上把西北边疆放在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之间的互动视野下来探讨，但东汉王朝时期的情况在其中份量有限，并且有被模式化的倾向。

总之，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结合治边思想的取舍、治边官吏的选择，以及治边实践的具体过程来研究东汉王朝在西北边疆的作为，还有必要，也有空间。

一、“守中治边”与“守中弃边”：复杂多变的西北边疆地缘政治与民族关系

建武二十一年（46年），西北边疆的“车师六国”与鄯善、焉耆等十八国的政治首领都“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这实际上是“车师六国”等希望归附东汉王朝，但是光武帝认为“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显然，光武帝的国家治理战略，是首先治理内地郡县秩序，然后才治理边疆。所以没有接受“车师六国”等的请求，这是光武帝处理西北边疆民族问题的战略失误，放弃了“守中治边”的边疆治理策略。光武帝的决策实际上是一种“守中弃边”的行为，因此“车师六国”与鄯善、焉耆等便归附了匈奴。这是因为光武帝还没有看到车师等部在整个西域地缘政治当中的重要性，所以把本来可以利用的西域政治力量推到了匈奴的一边。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莎车国王贤乘机控制了西北边疆，不断攻击西北边疆的其他民族。建武二十二年（47年），莎车国王贤知道东汉的西域都护尚未到位，于是给鄯善王安写信，命令鄯善王绝通汉道。但是鄯善王安“不纳而杀其使”。莎车国王贤大怒，发兵攻鄯善。鄯善国王安迎战，兵败逃入山中，莎车国王贤杀略千余人而去。这年冬天，莎车国王贤又攻杀龟兹王，兼并其国。而久留敦煌的鄯善、焉耆诸国侍子对于这样的政治局面十分担忧。因此鄯善王给光武帝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但是光武帝仍然决定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治理中原上，所以回复说：“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这明显是放弃对西北边疆的控制，于是鄯善、车师复附匈奴。

莎车国王贤死后，西域出现了动乱，互相攻击，“小宛、精绝、戎庐、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虽然后来各个民族都摆脱了鄯善、于阗、车师的控制，但西北边疆复杂的政治格局由此可见一斑。其根本原因是，在西汉灭亡到东汉建立的过渡时期，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对西域进行治理。最主要的问题是，光武帝改变了“守中治边”的边疆治理策略，采用了“守中弃边”的边疆治理策略，因此西北边疆才出现政治动乱。

汉明帝永平（58～75年）初年，北匈奴胁迫西北边疆的民族攻击东汉河西郡县，东汉的地方官员采取关闭城门固守的策略，虽然匈奴的攻击没有给东汉的河西各郡造成损失，但是这个事件本身说明，东汉王朝必须要加强对西北边疆的治理。因此汉明帝首先确定了“守中治边”战略思想，即改变了光武帝先治理内地郡县，再治理边疆的策略，在永平十六年（73年）命令将帅北征匈奴，攻占西北边疆伊吾（今新疆哈密市西部），设置宜禾都尉进行屯田，开始对西北边疆的治理。东汉王朝的这个举措引起了良性的反应，于阗诸国都同时派遣王子到洛阳作为人质，王朝国家的力量在西汉之后又进入了西域，使西北边疆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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