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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斌、王兴宇|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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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桓帝永兴元年(153年),车师后部国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发生矛盾冲突,车师后部国王阿罗多遂反叛,攻围汉军屯田的且固城,杀伤吏士。车师后部候炭
桓帝永兴元年(153年),车师后部国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发生矛盾冲突,车师后部国王阿罗多遂反叛,攻围汉军屯田的且固城,杀伤吏士。车师后部候炭遮带领一部分人离开阿罗多,投降朝廷的军队。阿罗多情急之下,带领家人投降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疏请求立车师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作为车师后部国王。之后原来的车师后部国王阿罗多从匈奴那里回来,与卑君争夺国王位置,得到了车师后部民众的支持。戊己校尉阎详担心阿罗多招引北匈奴来报复,将导致西域大乱,所以“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阿罗多乃诣详降”。于是收回朝廷赐给卑君的印绶,重新立阿罗多为车师后部国王,让卑君回到敦煌郡,把车师后部的三百户人让卑君属役之,食其税。
塔里木河以南军事力量、政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是莎车国。莎车国的地理地位十分重要,可以通过莎车国到达南亚地区,莎车国在西汉时期与朝廷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西汉元帝时(前48~前33年),该国曾经派遣莎车王的儿子作为人质长期住在长安。西汉晚期因为王莽错误的民族政策引发了西域各民族的反抗,匈奴乘机攻占了西域的一些地方,唯有莎车王延最为强硬,不肯附属匈奴。对此,《通典·边防典八》说:“至王莽时乱,匈奴略有西域,唯莎车不附属。”
东汉光武帝初立,莎车国王康带领莎车周围的民族一起抗拒匈奴,而且还“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建武五年(29年),河西大将军窦融按照惯例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让莎车国王代为管理西域五十五国。建武九年(33年),莎车国王康去世,光武帝谥康为宣成王。立康的弟弟贤为莎车国王,其后贤攻破拘弥国、西夜国,杀死了拘弥国和西夜国的国王,在没有得到朝廷同意的情况下立其兄康的两个儿子为拘弥、西夜王。这是莎车国的扩张行为,由于东汉王朝的势力还没有进入西域,所以也就默认了莎车国的扩张行为。
建武十四年(38年),莎车国王贤与鄯善国王安一并派遣使者到洛阳朝贡,东汉王朝认可了这种政治关系。建武十七年(40年),莎车国王贤再次派遣使者朝贡奉献,请求设置西域都护。光武帝认为事情重大,便询问大司空窦融,窦融认为,“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加号位以镇安之”。光武帝于是“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对此,敦煌太守裴遵进言说:“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没有想到光武帝居然又听从了敦煌太守裴遵的话,下诏书收回了赐给莎车国王贤的都护印绶,“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作为一个帝王如此轻率地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是极其不妥的,所以莎车国王贤不肯交出都护印绶,虽然最后迫于压力还是交出都护印绶,但是莎车国王贤由此开始与朝廷产生矛盾,仍然称自己是朝廷封的大都护。此后,莎车国王贤越来越骄横,要求西北边疆的各个民族向莎车缴纳赋税,还多次进攻龟兹诸国,由此引发了西北边疆的不稳定,同时也损害了朝廷的政治形象。
明帝永平四年(61年),莎车国国相且运等人对于国王贤的骄暴越来越反感,投降了于阗。于阗王广德便带领诸国兵三万人进攻莎车。贤派遣使者对广德说:“我还汝父,与汝妇,汝来击我,何为?”广德回答说:“王,我妇父也,久不相见,愿各从两人会城外结盟。贤以问且运,且运曰:广德女婿,至亲,宜出见之。”在这样的情况下“贤乃轻出,广德遂执贤”。莎车的且运等人于是把自己的军队交给于阗,其后于阗“虏贤妻子而并其国。锁贤将归,岁余杀之”。西域历史上强势的莎车国国王贤统治的时代结束。
匈奴听到于阗国王广德灭了莎车国的消息后,派遣匈奴的五个将领同时征发焉耆、尉黎、龟兹十五国兵三万余人围攻于阗,在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于阗国王广德乞降,并且以其太子为作为匈奴的人质,还要岁给匈奴罽絮。章帝元和三年(86年)冬天,匈奴又派兵带领贤质子不居徵回到莎车立为莎车王,但是已经投降匈奴的于阗国王广德乘机杀了不居徵,立不居徵的弟弟齐黎为莎车王。对此,班超征发西域诸国的军队攻击莎车,大破之,莎车由是降汉。
三、“交远攻近”与“边吏治边”:东汉王朝对西北民族的治理
(一)“交远攻近”与治理焉耆、龟兹等民族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zonghexinwen/2020/1026/8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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