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斌、王兴宇|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研(4)

安帝延光二年（123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安帝陈述了三条建议：

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抄。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梨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如又不能，则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计也。

这三条建议是把彻底打败匈奴作为首选，由于安帝基本的战略思想是“守中弃边”，所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敦煌太守张珰的建议交给朝廷官员议论。尚书陈忠上疏在回顾了从西汉开始对西域治理的历史后认为，如果让匈奴控制西域，那么西域必定归附匈奴。陈忠还认为，东汉王朝对于西北边疆的治理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其原因是“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内郡武卫之备不修，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因此，陈忠建议必须加强军事力量反击匈奴，“威示百蛮”。

最后和帝只好放弃了“守中弃边”的战略思想，采纳了陈忠“守中治边”的建议，任命班超的儿子班勇为西域长史，击败车师。东汉王朝再次取得对西北边疆的控制权，这就是历史上自光武帝建武年间到安帝延光年间的所谓西域三绝三通。东汉王朝对于西北边疆治理的变化，本质上是王朝国家统治者在“守中治边”和“守中弃边”边疆治理思想上的变化所导致。东汉的历史事实说明，中央王朝采取“守中治边”则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采取“守中弃边”则违背了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历史规律，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发展。

二、“守在四夷”的实践：西北边疆民族抵御匈奴

所谓“守在四夷”是中原王朝边疆治理思想的一部分，就是让边疆民族积极参与到守卫边疆的事务当中来，让边疆民族参加保卫边疆的军事行动，具体到东汉王朝时期的西北边疆，就是团结西北边疆的民族抵御匈奴对西北边疆的攻击。

东汉初期，匈奴与东汉王朝在西北边疆争夺的重点是车师前部、车师后部、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也就是争夺对塔里木河以北“车师六国”的控制权。“车师六国”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与匈奴相连接，从车师前部向西可以到达焉耆北道，从车师后部向西可以到达乌孙。所以东汉及匈奴对这个地区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因此，东汉王朝以“守在四夷”的边疆治理思想为指导，团结西北边疆的民族共同抵御匈奴。

和帝永元二年（90年），大将军窦宪攻破北匈奴，给了车师极大震慑，前后车师王各自遣子奉贡入侍，和帝一并赐印绶金帛，表明朝廷接受了他们的归附。永元八年（96年），戊己校尉索頵打算废除车师后部国王涿鞮，立破虏侯细致。涿鞮认为，是车师前王尉卑大出卖了自己，于是反击尉卑大，捕获了尉卑大的家人。戊己校尉索頵的这种做法，实际上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引发了西域民族的内部矛盾斗争。永元九年（97年），朝廷派遣将兵长史王林，征发了凉州刺史部六郡的军队以及朝廷可以调动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二万余人，共同讨伐涿鞮，抓获了车师后部千余人。涿鞮向北逃入匈奴地界，被汉军抓到之后，斩之，随即立涿鞮之弟农奇为车师后部国王。

顺帝永建元年（126年），班勇率领车师后部国王农奇的儿子加特奴及八滑等，征发精兵攻击北匈奴呼衍王，大破之。班勇于是请求顺帝立加特奴为车师后部国王，八滑为车师后部亲汉侯。阳嘉三年（134年）夏天，车师后部司马率加特奴等一千五百人，在阊吾陆山谷伏击北匈奴，“坏其庐落，斩数百级，获单于母、季母及妇女数百人，牛、羊十余万头，车千余两，兵器什物甚众”。阳嘉四年（135年）春天，北匈奴呼衍王率兵入侵车师后部，顺帝认为，车师六国接近北匈奴，是西域蔽扞，于是命令敦煌太守征发朝廷能够控制的西域诸国士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共计六千三百骑去救援车师后部，在勒山伏击北匈奴，但是东汉的军队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阳嘉四年（135年）秋天，北匈奴呼衍王又带领匈奴军队二千人攻破了车师后部。

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北匈奴呼衍王带领三千余骑兵进攻宜禾都尉驻地伊吾，伊吾司马毛恺派遣官兵五百人与呼衍王在蒲类海（今天的巴里坤湖）东边进行激战，匈奴呼衍王大胜，攻下了伊吾城。到了夏天，桓帝派遣敦煌太守司马达带领敦煌郡、酒泉郡、张掖属国兵士四千余人救之，出塞至蒲类海，呼衍王知道后撤退而去，汉军无功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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