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政策协同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基于京(4)-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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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政策协同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基于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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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更青睐高税收、经济效益好的生产性项目，忽视环境污染治理。相反，财政支出分权较低的地区支出自由度较差，受中央转移支付的制约较强，对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回应度较好。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1，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出分权均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呈负相关关系。

H2:政策协同强度越高，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越高。

大气污染物具有明显的区域外溢性、流动性特征，在以往的治理过程中，传统的地方政府自治模式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治理效果。污染治理责任的缺位更是造成地方政府治污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因此，区域协同治理是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必然选择。政策协同强度是衡量区域协同治理的重要指标，政策协同强度越高，说明区域多主体协同治理实施的广度、深度越强，治理措施、治理目标的协同性更高，可有效避免属地治理邻区污染的治理乱象，提升大气污染的治理效率。

(二)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前文中 Super-SBM 模型输出的京津冀周边 27 个环保重点城市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为实证模型的被解释变量efficiency，在超效率DEA模型的条件下，其取值可以大于1。

2. 解释变量

目前，衡量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标呈现多元化趋势，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如下方式计算财政分权程度:计算财政收入分权程度frd=各城市人均财政收入/全国人均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分权程度fed=各城市人均财政支出/全国人均财政支出。

本研究所使用的政策协同强度指标主要从主体协同的角度来进行统计测量，协同政策分为行政区域内部协同政策和跨区域协同政策两种。行政区域内部协同政策主要指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同一省(城市)内两个或以上政府部门联合发文大气污染治理政策。跨区域协同政策主要指两个或多个中央部门或省级(市级)地方政府部门联合发文面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各城市按年度统计当年正在实施各项政策协同强度。政策协同强度policy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政策联合发文的部门个数Ai和政策力度Bi，其中政策力度划分为7个等级，具体取值如表3所示。各城市各年度的政策协同强度policy的计算公式为:

参与协同度计算的政策范围为:政策的发文单位、接收单位或政策文件中涉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

3. 控制变量

基于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可能还会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环境规制等因素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用各城市人均GDP指标pgdp来表示，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程度呈倒U型关系，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经济发展水平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会受到经济发展结构的影响，在粗放式的规模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污染物的大量增长，会降低大气污染的治理效率;在绿色经济、高新技术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的发展会提升大气污染的治理效率，因此，其系数符号不确定。

人口密度(popuden)利用常住人口数量/城市行政区划面积来表示，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其周边企业、公共服务设施等聚集程度越高，大气污染排放更为严重，不利于污染治理，预估其系数为负值。

工业化水平(industratio)利用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GDP 比重来表示，其取值越高，经济发展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依赖越严重，不利于污染有效治理，系数预估结果为负值。

外商投资FDI利用各城市当年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表示，关于外商投资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目前存在“污染光环”(Pollution Halo)和“污染避难所”(Pollution Haven)两种对立假说，无法预估其系数值的取值情况。

教育水平(stu)利用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来进行表示。一般来说，教育水平越高的地区，当地公众的环保意识越高，有利于提升大气污染的治理效率，预估其系数为正值。

科技水平(tech)利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科学技术支出来表示，科技水平的进步有利于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率，其系数预估结果为正值。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网址: http://www.zlyjzz.cn/zonghexinwen/2020/1030/8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