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罗敏等: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2)

(二)宗教信仰复杂化

宗教信仰是人类生存发展史上一个永恒的话题。从玛雅文明到现代国度，从民族信仰到禁忌仪式，宗教信仰的痕迹可谓是遍布全球。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分布着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教派，人们的信仰也随之多样化和复杂化。诸如，道教在瑶族、土家族和毛南族的影响较深，这些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和云南地区;藏传佛教主要是在藏族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影响着蒙古族、裕固族、土族、珞巴族等其他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甘肃、内蒙古、西藏与云南地区;伊斯兰教在回族、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等影响较深，这些民族主要分布在新疆和甘肃地区;基督教在俄罗斯族、羌族、苗族、彝族、白族等传播深远，这些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和新疆地区。全球化的影响下，地区冲突、宗教矛盾此起彼伏，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从未停息，甚至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有大幅度的改善，但是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内地相比落差仍然较大，贫富差距过大势必打破社会公平公正原则，引发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冲突。正如卢梭所说，要想使国家稳固，就应该使两极尽可能地接近，既不许有豪富，也不许有赤贫。复杂多元化的宗教信仰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需要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宗教社会形势，在倡导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也要维护好农村和谐安定的良好社会环境，进一步促进和谐边疆的构建。

(三)语言文字本土化

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具，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等都需要借助语言和文字，同时，它也是民族与民族之间交流沟通的纽带。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53个有自己的语言，55个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大概有60余种，而这60余种民族语言中又分为5种语系、10种语族、16种语支，如西藏的藏语、广西的壮语、新疆的维语、内蒙古的蒙语等。另外，还有部分未定的语系、语族和语支。同样的，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文字的有21个，共使用27种不同的文字。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语言不仅在我国司法、科技、行政、教育等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而且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也得到了普遍使用，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重要会议或重大活动，都会提供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壮文等语言文字。除了官方认证的语言文字之外，边疆民族地区多元民族的特性也给农村治理带来了许多语言文字上的困境，语言表达的多样性，难免会造成交流沟通上的差异，“土话”与“土字”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的难度。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改革创新传统的管理体制，实现边疆农村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进而实现边疆农村社会“善治”的目标。

(四)民族文化多样化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演进的长河中，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逐步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边疆民族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民族文化更加多样化，无论从语言文字、服饰装扮、饮食习惯，还是从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民族风情等都各有所异。服饰装扮方面，各民族之间的服饰装扮不尽相同，有内蒙古的蒙古袍、西藏的藏服、广西壮族的壮服、新疆维吾尔服饰等多种形式各异的穿着打扮。饮食习惯方面，如西藏绝大部分藏族以糌粑为主食，喜好青稞酒、酥油茶;内蒙古的蒙古族吃青稞、喝奶茶、奶酒等;云南的彝族以玉米、荞麦为主食，喜欢饮酒、吃“坨坨肉”，喝“秆秆酒”;新疆的维吾尔族最爱吃馕、抓饭、烤包子、拌面等食品。民族风情方面，如内蒙古和新疆的满族喜好跳马、跳骆驼和滑冰等传统体育活动;广西的毛南族清明“赶祖先圩”和元宵“放飞鸟”等纪念活动;甘肃回族的开斋节等。从文化适应理论来说，任何一种文化传承与发展都是建立在自然环境、经济条件、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整套体系。面对多元民族文化的交融，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过程中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强化各族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与认可，为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创新争取社会内生条件。

三、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社会转型迫在眉睫，转型过程中农村治理面临的困境也日益凸显，中国的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与变迁。良好的政府治理，是良好的农村治理的基本条件，然而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却还面临着无序化的公共资源开发与利用、单一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国际化的公共安全形势、薄弱化的公共生态意识、多元化的公共权力结构等现实困境，这些都制约着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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