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研究(2)

从海外的中国研究看，用这个模型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忽视"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一种事实。第一，无论是从国家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政党都轮不到"上场"的机会;第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正在步入所谓民主化"第三波"浪潮，各国经济增长必将产生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参与意识的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将成为推动民主政治的积极力量，而民主政治愈发展，就愈没有任何政党可以垄断执政权，因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自然被中国民主政治研究所取代;第三，社会力量的崛起必然抵消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于是，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取代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21世纪初，欧美学者提出"把中国共产党带回到中国研究中去"[3]，这个倡议立刻得到了海外汉学界的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研究重点、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价值观等方面反思过往，出现了一些更贴近中国实际、视角更加多样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变化"中依然有"不变"，如:一些研究人员仍然戴着"共产主义批判"的眼镜，并过度依赖如合法性、党国体制、社会制约国家、民主转型等理论模型，要么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融为一体，视作共产主义党国体制(communist party state),要么把党与社会对立起来，无视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个基本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国内学者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看，不少学者聚焦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和转型、单位社会发展和进步、中国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很多研究成果非常有见地，比较清晰地展示了东西方基层社会治理的差异。然而，大部分文献缺乏对党的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变迁内生逻辑的研究，自觉不自觉把党组织看作是国家的代表，把自治组织看作社会的代表。党组织要么"失踪"，要么成为国家的代表，脱离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因此，研究当代中国政治不能简单套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应该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纳入视野[4]，构建"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框架。

二、读懂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

对比世界上很多国家，很难看到执政党能够扎根于基层社会，并对基层治理发挥着"定海神针"般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文献中"社会管理"一词被"社会治理"所代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5]"系统治理"表明中国共产党承认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而党是多元治理主体的领导核心。坚持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这是当代中国基层治理最鲜明的特征。

首先，这是由党的社会革命历史使命决定的。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宗法家族组织的特征，被费孝通称为"乡土中国""熟人社会"，一些学者称之为"社稷社会"。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古代社会由国家、绅士自治、宗法家族三个层次组成。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依赖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封闭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生活，使中国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6]。近代以来，面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纳入国际市场，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瓦解，一个类似于马克思描述的19世纪中叶法国农民的"一袋马铃薯"社会向"一盘散沙"转变，国家之殇变成基层民众之痛。中国要在世界民族国家之林中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重建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重建离不开社会革命。

1906年，《民报》《新民丛报》就中国是否需要进行社会革命展开大论战。革命派以孙中山等为代表，把社会主义界定为"民生主义"，把实现土地国有和经济平等之革命视为"社会革命"，朱执信和汪精卫等人多次宣扬中国应该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而梁启超则不认同"社会革命"，反对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国民党尽管一度以革命为志向，并进行改进和改组，但其纲领的吸引力不足和组织力的孱弱注定了难以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任务，这项任务由中国共产党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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