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传闻与地方史迹以宣室志太平广记为视角(5)

况兹镇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左袵，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原始要终流移，本出于二州，穷凶极暴，积弊遂踰于十稔；元恶既诛，余凶复起，法随出而奸随生，功愈劳而效愈寡；抚绥未易，子育诚难，窃惟兵革徒威，于外礼让，乃格其心，揆诸陋俗。良由职方久废，学校不兴，所事者搜狩为生，所习者暴横为尚，诛之则不可胜诛，徙之则难以屡徙，倘欲生全几致刑措，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14］（P1659）。

前文所引的神异传闻，开篇就说到开元年间漳州与泉州的管辖界线不明导致的各种纷争，以及《宣室志》描绘的种种光怪陆离、恐怖荒诞的事情，间接地反映出漳、泉一带在中唐时期地方秩序的混乱以及治理层面的种种困境。然而在漳州创设的后续一段时间内，地方秩序仍然难以有效维持，陈元光遂向朝廷请求设立州县，并在上表中奏明“兹镇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左袵，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原始要终流移本出于二州，穷凶极暴”。中央集权下的地方治理，首要任务就是必须有稳定、清晰的政区结构予以空间上的行政统领，保证政令的上传下达，否则陈元光在治理漳州伊始不会急于奏请朝廷在当地设置州县。而《太平广记》中所述的“漳泉二州分疆界不均”，则显示出当地地方治理失败的一面。陈元光在创设漳州期间，已经在向朝廷的奏表中道明了漳州之地“元恶既诛，余凶复起，法随出而奸随生，功愈劳而效愈寡，抚绥未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漳州当地存在严重的盗祸匪患，以及长期生活在华夏边缘的少数族群不适应王朝统治秩序的现象，这或许就是导致唐朝国家统治在当地难以有效维系的重要原因，“分疆界不均”可能就是其中的产物之一。而《宣室志》中所指的“蛟螭”很有可能间接指代当地的混乱因素。所以，结合前文分析的漳州自创设直至开元年间，围绕在它周围的政区结构不断调整的事实，我们可以从侧面印证以漳、泉为基本区域的东南地区在当时地方治理的混乱局面。所以朝廷对该地进行长久有效的控制，任重道远。关于漳州的创设和沿革前文已有详尽的论述，如果说某地政区的设置和区划的调整体现的是国家疆域扩张、统筹全局的控制模式，那么国家对地方上的种种治理活动就是国家制度由核心区向边缘区推行的具体体现。对于政区设立和地方治理，陈元光充分意识到这两个地方行政的重要任务，强调“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因此，我们必须要从一个更具体的地方治理情况着手分析唐初期至中叶漳州及其附近区域的社会发展状况，来理解志怪传闻背后种种真实的历史线索。

综上而论，漳、泉之地在武周至唐中叶主要有三个地域与人文特征：一是位于岭南道最东端与江南东道的接壤处，也就是位于今闽粤交界地域，是中华帝国的东南最边远的地域；二是从当地居民“椎髻之半”装扮特点就能看出，至少在唐代漳泉区域的族群主要还是文献上所记的“蛮獠”，当地的社会风俗与华夏秩序相去甚远；三是农业耕作仍保持刀耕火种，所谓“可耕乃火田之余”便是如此。综上所述，唐初闽粤相接的地方生活着“百越”族群，其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十分原始，中原制度触及尚浅，其社会发展并未完全纳入封建化的轨道，王朝在这一带的地方治理显得困难重重。这或许就是《宣室志》《太平广记》小说文本当中各种荒诞不经的“神异”故事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朝中央政府对以漳、泉为基本区域的东南地区的治理存在着种种困难。开元年间距陈元光创设、治理漳州不过三四十年，由此可见此地并无得力人才维持地方统治，与泉州边界不明所引发的各种纷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出现。

四、结语

除官修的正史外，传世的笔记和小说为历史的解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补充。中古时期我国东南区域的历史记载十分零星和稀少，而正是笔记小说为我们认识南方史地打开了一扇窗户，我们可以从中认识在中央集权的王朝政治中东南区域的地位变化，这也正是笔者撰写该文的主要出发点。

综上所述，“分疆界不均”真实的历史背景已经初步明朗，即唐开元年间漳州、泉州之间的政区结构不断调整造成的管治紊乱。在王朝政治的体制下，政区的设置和调整直接关系着地方行政的秩序。而漳州创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当地地方秩序究竟如何？这需要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小说文本提到的其他情形。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漳泉一带的自然地理环境。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qikandaodu/2021/0423/15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