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传闻与地方史迹以宣室志太平广记为视角(4)

（三）关于“武荣州”的废立

上文论述泉州建置来源的时候，已经涉及了武荣州的情况，因此笔者有必要对其沿革交代一番。漳州治所从漳浦向龙溪县由南向北地移动当为漳、泉一带政区形势的第一个表征，而事实上伴随这个变化的同时，其附近地域也出现了政区频繁的调划，上文提及的武荣州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或许在客观上造成了漳、泉一带政区结构的紊乱。前文已经对武荣州的由来作了简要的交代，该州之置与当时的南安县之孙师业的倡议有关。《旧唐书·地理志》对武荣州的建置作了如下交代：

圣历二年，分泉州之南安、莆田、龙溪三县置武荣州；三年州废，三县还泉州［11］（P1599）。同样的记载见于《太平寰宇记》：

唐圣历二年，分泉州之南安、莆田、龙溪三县置武荣州；三年州废，三县还泉州；久视元年又以三县置武荣州；景云二年改为泉州；开元二十九年割龙溪之漳州［12］（P129-130）。

武荣州的设立，前文已有简要的交代，所以在此不予赘述。武荣州是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设立的，到了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又正式更名为泉州，即上一小节所说的“今泉州”，其建置一直固定下来，演变为现代之泉州。武荣州的地域范围大概就是南安、莆田、龙溪，说明武荣州的确是夹于当时的漳、泉二州之间。最新出版的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对武荣州的分析也是如此，并且在著述中认为武荣州的设立是“取武氏吉名”［13］（P511），亦是说前面冠以“武”字是出于效忠武则天皇朝的需要。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了解泉州与漳州之间分别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和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两年内，曾两度废立武荣州这个新的州级地域。此外还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龙溪县早在漳州创设之初便隶属于它的政区范围，然而废立武荣州的同时又将龙溪划入泉州，这无疑加深了漳、泉之间政区交错的混乱。所以，上述分析或许可以构成《太平广记》所述“分疆界不均”的背景之一。

（四）唐开元间漳州所隶政区的变动

漳州不仅有内部行政建置的不断调整，其外部的政区隶属状况也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江南东道和岭南道之间来回移动。史书记载，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漳州“自州管内割属福州”［5］（P721）；直至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自岭南道割属江南东路”［5］（P715-716）；到了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又改属广州”［5］（P721）；直到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又改属福州”［5］（P721）。这里的广州、福州就分别指代岭南道、江南东道。唐宋的地理志书大多也都记载了漳、泉之地在岭南道和江南道之间来回隶属的情形。漳州的创设及内部建置调整恰好遇上了这个时期，因此《太平广记》所讲述的漳、泉二州分界不明，极有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极有可能是武则天时期至开元年间，漳、泉之间的地域在政区规划上出现层级混乱的局面的反映，很可能构成了《太平广记》所述的“分疆界不均”的又一真实背景。

三、唐中期东南地方治理的相关背景

本文所引用的志怪文本的字里行间，除了“分疆界”，还值得我们回味的便是充斥着诸多光怪陆离的文学化语句，但基本上都是唐代漳州或其附近东南区域治理之艰难的文学化描述。虽然这些只是只言片语，所述之言更是荒诞不经，但强力地折射出唐中后期中国东南区域的地方秩序和地方治理之情状，无论是百姓的流离失所，还是州郡官吏的祈神求福，或是各种“怪兽”的踪迹，都是这种问题的文学化投射。本文选取的两则叙述，主要反映的是以漳、泉二州为基本区域的社会历史状况，因此笔者首先回顾学界对漳州的开发的相关论述。众所周知，漳州的创设主要归功于陈元光，而关于陈元光开漳、治漳的事迹，粤东及闽南当地的学者也多有研讨，比较著名的有罗香林《唐岭南行军总管陈元光考》和汕头大学谢重光先生的一系列论文，此二位学者对陈元光世系和开漳的性质都有着自己的判断①由于罗香林的原文现已难觅，可重点参见谢重光：《＜唐岭南行军总管陈元光考＞质疑——附论陈元光平蛮开漳性质》，《汕头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但其事迹具有更多的文学化成分，恐为后人所演绎，因此史地志书的记载并不提及此人，记述得十分平实。漳州在创设之前为蛮荒之地，而漳州的开创几乎全部归功于“开漳圣王”陈元光。他不仅是一位创设漳州、平定地方秩序的干将，更是地方治理、法度和教化推行的能臣。下面是陈元光创设漳州、初平当地蛮乱后给朝廷上奏的一份《请建州县表》的节选：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qikandaodu/2021/0423/15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