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3)

第二，体质辨识与风险识别一体。基于体质可分的体质状态辨识，用于判断体质状态的性质，偏颇体质状态具有危险因素的高易感性，或者危险因素的易累积性，平和体质是保持健康的重要基础。依据体质辨识结果，既可以分析危险因素的可能性倾向，识别健康风险，结合健康风险识别技术，确定高风险人群，也可以通过调体药物、食疗养生、生活方式干预等，改善偏颇体质的状态，控制危险因素，达到未病先防的目的。比如，针对气郁体质，选用具有疏肝理气功能的食物，配合养生锻炼和社会支持，可以有效调节情绪状态。

第三，疾病筛查与诊法合参一体。 疾病筛查作为疾病防控的重要工具，是从人群中快速查找出早期的无症状患者或者从健康人群中快速查找出患者，并进行相应的干预。 疾病筛查因其突出的预防价值而被大多数发达国家采用。 但是，疾病筛查往往是针对单疾病的，其筛查方法和策略的卫生经济学评价没有受到重视[8]。 中医整体审查、诊法合参的原则对健康损害早期识别，以及中医多样化防治技术对健康的干预，对于扩大覆盖面、进行类似于多学科的综合性筛查，有较好的现实意义。

2.3 寓防于治

2.3.1 缓则治本 针对疾病治疗而言，缓解症状为标，消除病因为本。对于慢性病，西方医学具有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和能力，但病因没有得到根本性消除，复发和持久性成为慢性病治疗的最大难题。中医将病因理解为“邪”，扶正祛邪的治疗方法是谋求祛除病因的根本之图。当慢性病急性发作时，宜以西医救急，后治宜中医治本。慢性病患者因病久，易致病邪深入，缓则治本，作为中医治则，一为病起非急，或转为平缓，一为持续性治疗，通过扶正祛邪，最终以正盛邪祛可求得病因根除，即所谓“寓防于治”。

2.3.2 因病施治 病有轻重缓急之分，重急之病，起病骤急、危及生命，则先以西医清除实质性病灶，后以中医调整阴阳气血。如脑出血病人，西医以外科手术、脱水降颅压等为主进行对症治疗，能够迅速缓解症状，挽救生命。术后用中医活血化瘀等法进行辨证治疗，可弥补西医术后治疗效果不理想的缺陷。

缓急交替、病情偏缓、暂无生命之危的疾病，可中西医同治。 对一些顽固性疾病或疑难疾病，中医联合西医治疗，既可以扩展治疗的深度，还可以拓宽治疗的广度，既有利于提高治疗效果，也有利于缓解药物的毒副作用。

2.3.3 诊治互鉴 诊治互鉴至少包括病证互鉴、治则互鉴、药理互鉴3 种形式。 从病证互鉴来看，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西医诊断具有较强的明确性，中医可以从西医辨病中启发和完善辨证，提高中医诊断水平；从治则互鉴来看，如顽固性心衰病人的治疗，西医用强心利尿法，中医用温阳利水法，其治疗原则是一致的，中西医结合可相得益彰；从药理互鉴来看，在用药和预防药源性疾病方面，中医处方的西医药理解释和西医处方的中医证素分析可以相互借鉴。

3 重大疫情的中西医结合救治体系

在重大疫情发生时，往往会面临缺乏特效抗病毒药物的问题，中药解热、抗炎的作用和中医调节人体免疫功能的能力，使中医在重大疫情的医疗救治中，能够起到改善患者发热症状、促进炎症吸收和提高机体防御能力的功效，发挥中西医结合的多方面、多途径、多靶点的作用[9]。不可否认，在应对重大疫情时，中西医均有其自身的局限，现在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药物尚在研发和临床试验阶段，目前西医方面尚无有效的治愈办法，但是西医能够快速准确地诊断疾病，而中医又注重系统的调理诊治，中西医结合用于临床救治的疗效优于单纯的西医对症支持治疗[10]。这些都充分地表明，中西医结合应对重大疫情的医疗救治体系不仅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必要。

3.1 中西医结合应对重大疫情的医疗救治制度化

一般意义上，制度化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一系列与社会生活有关的要素和行为不断规范化、常态/持续化、通约化、有序化的过程[11]。 虽然“中西医并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的卫生工作方针，然而，在公共卫生体系的实践中，特别是在应对重大疫情的医疗救治中，中医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甚至被边缘化，直到应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显示积极效果。中西医结合应对重大疫情的医疗救治制度化的命题，就是要在重大疫情发生时，在制度上保证中西医结合成为一种政策自觉、技术自觉和社会自觉，医疗组织体系和医疗救治方案要体现中西医结合的特点和要求，全社会都理解、接受和支持中医抗击疫情。 在医疗救治过程中，强化中西医联合会诊，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的中西医结合救治方案，特别是加强中医诊疗方案与西医诊疗方案之间的协调性。 在指南制定和更新时，既要组建包括中西医相关科室临床专家在内的专家团队，也必须包括中西医两方面内容。要进一步加强立法研究，将中西医结合应对重大疫情的医疗救治通过《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全社会的共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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