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广场舞治理与发展研究(5)

5.3 活动方式要追求多元化

审美与健身功效相结合[9],建立和完善广场舞健身活动展示、大赛、科学健身学术论坛、健身科普知识大讲坛、广场舞文化产业大会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宣讲等等多元化联动机制,为广场舞普惠性活动多元化呈现方式营造规范、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境。

5.4 宣传内容要坚持引导化

采取多种形式传播团结友爱、健康向上的广场舞健身文化,促使社会公众加深对广场舞健身活动的认知和了解,使其成为广场舞爱好者交流沟通的重要载体,成为家庭和睦、社区和美、社会和谐的积极力量；引导广场舞健身活动成为又一个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平台。

5.5 锻炼指导要尽量科普化

要从单一的传播广场舞动作要素和技能拓展至传播广场舞健身文化；要让老百姓认知、理解广场舞科学锻炼的普及知识；要引导老百姓逐渐理解广场舞的意义是人与人创造和交流的一种方式；要通过广场舞的健身活动实践应用培养并表现出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技能；最终建立并养成广场舞与健康生活之间的关系。

6 结语

广场舞因为对参与人群的“草根”身份未引起正视和重视,时常被误夸为“社会公害”,对广场舞(广场舞大妈)标签化、污名化的舆论伤害也使得“广场舞大妈”未能像“朝阳群众”一样成为传播正能量性的群体,但事实上他们却是表达新时代全民文化自信和大健康理念实践的中坚力量。要解决广场舞参与者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自身的内在艺术修养的重视、个性表现表现的渴望、对综合素质的要求等)与广场舞治理水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0],需在加强时代认知的基础上,运用实在简明的治理手段,即制度建设上大众化、培训内容上通识化、展示方式上多元化、宣传内容上引导化、锻炼指导上科普化,以此着力发扬广场舞的正向力量,成为符合新时代治理发展的应然之举。

[1]陶然.广场舞成中国大妈们最爱超一亿人参与[EB/OL].[2015-05-05].http：///china/2015 0505/.shtml.

[2]厉苒苒,陈慧琴.“第一运动”有了注意事项——新政出台有助于广场舞有序发展[N].新民晚报,2017-11-22.

[3]窦彦丽,窦彦雪.广场舞文化溯源与发展瓶颈[J].四川体育科学,2013(2)：92.

[4]肖虹.考虑健身价值的广场舞伴奏噪声污染防治策略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8,43(3)：125.

[5]刘永超.中外艺术教育现状与教学方法的合理探讨[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06,8(1)：57.

[6]何平贵,张恒波,王维.新常态下广场舞蕴含的矛盾与规范发展[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2)：98.

[7]曾红卒,王荷英,于建兰,等.苏锡常地区全民健身发展现状分析与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7(8)：10.

[8]郑秀丽,王鹏威.广场舞的社会生态学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8(1)：31.

[9]成盼攀,马鸿韬.广场舞多元文化价值及文化建设研究——以北京市城六区为例[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40(3)：33.

[10]梁勤超,李源,石振国.“广场舞扰民”的深层原因及其治理[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6,36(1)：26.

广场舞是一种彰显城市广场文化、亲近自然的群众性文化体育健身娱乐活动。当下之中国的城镇,几乎随处可见、开展最为热络且发展最为迅速的群众锻炼活动,非“广场舞”莫属。据不完全统计,在2015年我国经常参与广场舞活动的运动锻炼者为1亿人[1]；仅过了一年,这一数字增加了五分之一,2016年我国经常参与广场舞活动的运动锻炼者达到1.2亿人以上[2]。此外,国务院2016年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将广场舞列为重点推介健身运动项目,不出一年,到2017年广场舞在全民网络推选中成为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的竞赛项目之一。广场舞这一令人“咂舌”的普及发展速度,使其俨然成为了“中国群众性第一运动”。但“剥极必复”“爆发式”的发展带来更为突出和紧迫解决的发展问题,近年来因跳广场舞所引发的邻里冲突矛盾、权益争夺乱象层出不穷,如何治理广场舞出现的综合性问题,迫在眉睫。文章试图通过梳理我国全民广场舞的历史发展进程,着重厘清治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在新时代社会背景下,分析广场舞发展的治理诉求,思考治理思路,提出治理手段,以期为我国广场舞走向稳定续效性生态发展建言献策。1 我国广场舞的历史发展进程广场舞并不只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追溯其发生本源,早在人类早期的生产生活中就已存在。从广义上来说,广场舞涵盖了所有适合于在广阔场地上进行展示的表演形式。已有资料研究,全民广场舞起源于古代的宗教祭祀,这种宗教祭祀多会选取在开阔地带配乐手蹈,当时是一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专门性手段；后逐步发展到人类的生产劳动中,在丰收、祈福、节庆等广场宗教仪式中加工本地区民族、民间的基础舞蹈后而展示出现[3]。而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类广场展演形式持续存在,到近代多演变成民间信仰的社火形式,如巡游、腰鼓秧歌等。再到近现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裕程度和精神要求的提高,特别是城市广场建设的繁荣和全民健身氛围的愈发浓厚,结合“广场”命名的操舞类特定表演形式——“广场舞”的表述才深入人心。而细述近现代我国广场舞的发展,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其所呈现的社会进程特点犹如一部“宫迁剧斗”般跌宕起伏。具体而言,广场舞经历了从惊现后流行到扰民后抵制,又到辩议后放开,放开风行后对峙升级,再到政府和社会等多方深入引导规范的一个发展过程。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广场舞迅速蹿红出现在中国各处的文化广场和社区大街之中,广场舞那时被看成是一种跨世纪性的“精神食粮”(如《以现代姿态走进新世纪”》,中国文化报,2000年),让整个社会为之群体激昂。人们起初以一两人伴跳开始,到三五成群齐跳,逐步壮大吸引周边观赏和休闲人群随时自愿加入,再到涌现出领队形成稳定的固定社区队伍,广场舞仿佛“一夜之间”的遍地开花之势,是完全在非特定宣传手段的自然状态下形成的。但这种态势不久就由于其乐曲噪音等扰民原因,受到一定的抵制,最先是部分城市在受扰居民的强烈诉求下提出规定：“限制广场舞活动在定时定点开展”,而后广州等地开展调研立法：“禁止全民广场舞在公园内临近学校、医院、居民楼、机关办公大楼等区域内开展”。然“民心如水,易疏不宜堵”,广大群众广场舞运动锻炼的广泛需求趋势是民心所向,反对单一和片面禁止广场舞开展的呼声不断(如《广场舞不能一禁了之》,辽宁日报,2013),相反提倡从城市规划疏导、公私域权界平衡、制度设计治理等研究视域放开广场舞发展的手段被广泛提出(如《禁止广场舞不如从城市规划上进行疏导》,中国社会报,2013；《广场舞者的权利和自由的边界》,检察日报,2013；《解“广场舞困境”需制度设计》,经济日报,2014)。在此之后,广场舞依旧风行发展,还吸引了域外国家和民众的重视和兴趣(“悉尼市长青睐广场舞意欲引植入澳,2014”“日本大妈亲家羡慕广场舞浓郁交际关怀,2015”)。不过快速发展之下,广场舞的侵扰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高音炮、鸣枪、泼粪、放狗、械斗”等损招事件让广场舞变“广场武”,全民广场舞问题不降反升,从间接性谴责、冷战方式演变为直接性对峙、攻击方式,这说明了广场舞问题治理的弊端仍然存在,广场舞问题治理需更加深入的研究,当前的广场舞治理需要更多的“善治”思路。2 我国广场舞治理研究的积累与不足针对我国广场舞的治理已然展开,且从理论研究、管理制度以及现实手段等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理论研究面治理广场舞理论研究治理的成果十分丰硕,以“CNKI”(2011-2017年)为统计来源,整理发现以“广场舞治理”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期刊和学位论文达85篇。主要涉及广场舞的发展方式治理、文化治理、公共空间治理、公共管理治理、公民权利治理、法律保障治理、媒介形象宣传治理以及广场舞群体健身行为治理等八个方面(见表1) 发展方式治理 存在定位不清、面临发展瓶颈问题；提倡坚持全民健身为导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治理方式 文化治理 存在主题不明确、与中西(或中美)国家存在文化差异、缺乏基层的公共文化服务问题；提出引入其他视角探索、强调中西(或中美)健身文化交融、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治理方式 公共空间治理 存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争夺、休闲空间缺失、资源结构性短缺问题；提出城市空间配套设施建设、公共资源的供给侧改革的治理方式 公共管理治理 存在管理缺位、缺效,政府管理职能堕距问题；提出建立自治化管理机制,形成“社区共同体”的治理方式 公民权利治理 主要表现群体间的权利冲突、权界争议方面问题；提倡权利化解、权界平衡原则、强调要求对相关群体赋权的治理方式 法律保障治理 存在法理基础不足、法律救济缺失问题；强调要依法治理、发挥法律保护及规制作用的治理方式 媒介形象宣传治理 存在对广场舞群体的“标签化”“污名化”甚至“妖魔化”现象,媒体报道偏离框架、有娱乐化倾向的问题；提出匡正媒体报道框架,引导传媒公益性理念,提升媒介形象形象,建立“传媒共同体”理念的治理方式 群体健身行为治理 存在广场舞群体科学化手段不高,健身秩序失序的问题；强调科学化指导、建立健身秩序长效机制的治理方式 管理制度层治理近现代广场舞的“繁荣”得益于民众,但其发展问题频发的现实也反映了必须要有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循导治理,才有可能发展得更好。近几年,为引导广场舞的稳定发展,陆续成立了国家层面的管理服务机构,包括有：“全国广场舞推广委员会(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领导)”“全国排舞广场舞推广中心(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管理中心授权)”“全民广场健身操舞推广中心(受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支持)”“中国社会艺术协会大众文化艺术委员会(由文化部业务主管)”等等,这些机构均把有序促进全国范围内广场舞推广,引导广场舞运动的规范、文明发展作为服务宗旨。相应的治理性文件也相继出台,包括有：《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由文化部、国家体育总局、民政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2015年联合发布,以扶持、引导、规范广场舞工作队伍,实现广场舞健康、文明、有序开展为主要任务)、《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舞活动的通知》(由国家体育总局2017年发布,以保障广场舞活动场地、严规广场舞健身活动行为、提升管理联动工作机制为主要任务)。此外,还推出《2017全国广场舞锻炼指南》(由全国广场舞推广委员会编制),具体科学地指导广场舞锻炼者的健身需求。表1 我国“广场舞治理”的理论研究成果Table 1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of square dance governance in China重点治理方面 存在问题 如何治理发展方式 定位不清面临发展瓶颈坚持全民健身为导向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文化公共空间文化主题问题与域外国家文化差异缺乏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城市公共空间争夺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的缺失城市公共资源结构性短缺从性别、公共文化服务、文化政治学等视角探索强调中外健身文化交融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兴利除弊、因势利导”居住区配套设施体系建设、场地适老化设计城市公共资源供给侧改革建立自治化管理机制公共管理形成“社区共同体”理念公民权利 权利冲突权界争议公共管理缺位政府管理职能堕距自组织管理缺效权利化解权界平衡 赋权法律保障 法理基础不足法律救济缺失依法治理法律保护及规制媒介形象宣传群体健身行为“标签化”“污名化”“妖魔化”报道娱乐化积极性高、强度性低缺乏指导、纯娱乐化健身秩序失序引导传媒公益性理念 提升媒介形象形象建立“传媒共同体” 匡正媒体报道框架科学化指导建立健身秩序长效机制2.3 现实手段化治理广场舞噪声污染是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点之一[4],在广场舞的现实手段化治理中,对扰民影响较为严重的音响设备的治理创新被摆在首位。起初广场舞锻炼者几乎全部使用大功率托箱音响设备,发展到部分人群使用无线接收耳机的可穿戴设备,再到目前的音响设备已创新发展出能定向传音的有源定向音响,噪音影响在科技手段的现实治理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锻炼场地治理是扰民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公园等公用休闲区域治理通常由公园等管理部门负责,多采用预先区域功能化设定的方式予以治理[5]。除此之外,城市社区及居民小区的公共广场地治理是重中之重,当前主要由社区或小区物业在具体管理与治理,一般严控和避免在影响消防安全的广场通道内进行,对具体的活动时间也有较为明确的指示和执行。此外,对于上述两种问题当前还出现了一种结合治理手段,具体是在特定的公园或文化广场上,免费提供固定性的、带有需求全部曲目的有源定向音响,使用者通过预先注册扫码使用,这种治理手段即规范了音响设备和锻炼场地的问题,同时还对广场舞锻炼参与者(负责人及领队)有了追溯的可能,增强了现实手段化治理的有效性 治理研究的不足综上不难看出,近年来我国广场舞治理下了一番功夫,也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效；但随着新时代社会化治理程度的增强,广场舞发展不断迈入治理的深水区,我国广场舞治理研究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有待加以分析和考量：2.4.1 人源追溯治理不足 对于广场舞无论是噪音扰民,亦或其他问题事件,相信都是一定的弊害根源在作祟的。我们在思考广场舞问题治理时,往往重视了事件外在因果的方面,而忽略了对于广场舞受众对象,也就是人的内在文源成因的刨根问底。广场舞的治理须要有对于广场舞参与群体的重点挖掘,要明确这类群体的本质特点,并对其传统观念的进行充分了解和追溯分析,才能取得有更为精准的治理要点 协同观念指导治理不足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广场舞的行政管理,国家管理机构的介入及时规范了行业秩序,却也隐含行政干预和短期效果的风险。广场舞规范管理治理的理论虽较为“富足”,但对如何引入社会化力量、如何引导民众自治、如何发展广场舞协同化治理的探索却少有 时代文化融合治理不足 治理广场舞问题,重在治理广场舞受众群体的文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社会发展使得人们从最初的经济文化观,逐步过渡到社会转型初期的文化困境观,而后发展到当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一阶段的文化自信观成为了当今人民群众的主流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其实质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情感表达上的自信,这种情感自信体现在广场舞上正适应了当下时代的写照,因此也完全有必要融合新时代人本文化自信观来指导广场舞的发展,形成出普惠共治的新方略。3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广场舞发展的治理诉求3.1 治理诉求的根本点：有效解决广场舞“草根”人群日益增长需要与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体现在基层文化生活中,人们对广场舞的增长需求,与广场舞的配套发展存在较为直接的矛盾冲突。我国广场舞大部分是中老龄社会“过来人”,是最具中国“草根”精神的特色人群,他们是浸润五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刻、最直接的群体。他们最为讲求“天人合一”的儒家文化,(这可能导致了该群体喜欢户外露天的锻炼环境,而不是室内)；因为他们受中国脱胎于农业社会的文化影响,田间劳作有“大声传话”的传统(这可能导致了该群体喜欢大音量音乐伴奏,而不习惯带着小音量的耳机传输)；因为他们受到文革时代的洗礼,该群体的精神压制状态刚刚得到释放,他们的幸福感宣示迫切需要一种集体“狂欢”的表达方式(这可能导致了该群体,特别是中老年群体对诸如公共性场地的私己权利强调索取或满足,而不愿轻易妥协或放弃)等等。而作为广场舞的自身配套方面,没能着力去保证和改善室外广场舞的锻炼场地,不对该群体的感情释放的缘由加以深刻理解和人文关怀,都将可能导致矛盾无解的尴尬。广场舞发展的“兴旺发达”缺少不了参与广场舞群体的“前赴后继”,明确广场舞人群的“草根”特点,是切实解决广场舞主客体间相互矛盾,且有效促进广场舞供给侧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 治理诉求的切入点：广场舞需从行政干预治理向政民协同治理转变近年来国家加大对广场舞的具化管理,具有政府“背景”的协会机构自上而下管理服务带来了行业规范效果的同时,也隐含行政干预掣肘的风险。进入2017年,体育深化改革提出“让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儿”(人民日报,)的指导原则。所谓“专业人”,其基本要求是项目的“懂行人”,还要是长期参与的“内行人”。民众作为最能代表广场舞的专业人士,且是利益的直接感受者,怎么样才能自下而上参与到广场舞的管理和规划中来,是否拥有自身诉求的表达渠道,途径是否畅通等无不考验着管理的长效能力。当前,像各省市不少二、三级广场舞协会(中心)相继成立,而上下级广场舞行业机构之间并未形成统一体系,职能归属、权义责任还较为混乱,这些自组织群体自行成立协会后,另立门户自由进行活动的情况并不少见。此外,广场舞产业市场与广场舞如火如荼开展实际还不相符,广场舞产业市场并未因此得到完全激活,这也与民众融入广场舞产业市场发展不足有一定的关系。广场舞治理仅从单一的行政管理治理容易导致出现治理的“木桶效应”,广场舞有必要从行政干预治理逐步向政民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变 治理诉求的落脚点：从项目管理性治理走向活动普惠性共治是广场舞发展的必由之路广场舞是全国涉及面非常广泛的内容,各地区(民族)内涵差异的普遍性、舞种特点表达的方式性、民众喜爱程度的接受度等均容易造成较大分歧,易导致各地域广场舞受众的不适应性,久而久之产生更为复杂的矛盾关系。广场舞单纯的依据项目化管理的方式来发展,把广场舞当作同篮球、足球一样的项目对象,极致地追求项目化的规范规则、联赛竞赛方式,在培育推广内容方面一味地采用统一安排或排他性设计,在产业市场上只注重“昙花一现”的影响(如各大财团或银行,设置丰厚奖金开办的“一次性”广场舞比赛,名为激活群体,实则是噱头,是为急扩自身用户等),势必都会导致广场舞走入发展的“死胡同”,让广场舞“巨大包容性”的特征被慢慢侵蚀和流失。而能有效避免这一短视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方式是把广场舞从项目管理性治理走向活动普惠性共治,将广场舞作为“草根”民众的活动内容,将普惠性目标而不是竞争性目标作为根本,遵循普惠性活动是健身、怡情、享乐、自信表达的本质特征,且最大程度的体现,让活动普惠性共治策略成为保证广场舞稳定、续效、生态发展的“护身符”。4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广场舞发展的治理思路4.1 成为增强民众艺术修养、个性表现价值和综合素质的有效方式毋庸置疑,舞蹈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手段,在促进个体身体、心灵、意念以及精神和谐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同时,舞蹈教育不仅是美的艺术教育,更是对身体、道德、文化等的艺术教育。正如“缺乏基本的艺术教育决不能称为真正的教育”一样,只有身体的教育也是一种不完整的教育[5]。广场舞兼具体育与舞蹈的属性,开辟了运动舞蹈的新形式,成为农村与城市居民重要的大众健身方式[6]；它在借鉴各种舞蹈语言风格的基础上,追求运动健身和健康生活品味,其实质是为增强民众艺术修养、个性表现价值和综合素质的综合需求 成为中国特有“草根”体育文化活动，表达百姓文化自信的具体方式当下的中国老百姓,冲破东方传统含蓄内敛的品性,改变舞蹈艺术只能欣赏,而不可触摸的认识,用更“接地气”的自然方式,用人类与生俱来的原始母语——舞蹈,通过广场舞的舞动,与时代共舞,形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草根”体育文化活动内容。广场舞真正由基层民众自生原创,其堪比中华民族的新“国粹”,而“民间的才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老百姓能通过广场舞来更为自信表达的当代中国人的底气和精神力量 成为适应全民健康事业发展，落实国家“大健康”战略理念的新要求习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大力发展群众体育,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康,进而实现全面小康目标”[7]。只有人民的健康,才有全民的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实质是实现全民的健康。通过广场舞的进一步发展治理,形成“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积极氛围,满足国民践行国家“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战略,主动适应全民健康事业发展的新要求[8]。5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广场舞发展的治理手段在理顺治理诉求和治理思路的基础上,从符合我国广场舞“草根”体育文化活动的话语表达习惯,提出更为实用和简明的广场舞发展治理手段 制度建设要面向大众化体现在针对于大众化的引导性、简单性、操作性、实用性的制度建设,要接地气,包括：如何安全合理、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统筹建设广场舞健身活动场地；如何才能严格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行为和活动日常监管,引导化解在广场舞健身活动中产生的矛盾冲突等。规范大众切勿借助广场舞健身活动非法敛财、传播封建迷信思想,管理和引导噪音对于影响民众正常生活,破坏自然生态、公众环境卫生和公共场地设施,扰乱社会治安、公共交通等公共秩序行为,推进面向广大“草根”人群的广场舞活动标准的信息化建设 培训内容要讲究通识化通过通识化、简单化的实用性内容培训与指导,加强广场舞健身活动的组织队伍建设。支持各地成立广场舞行业协会,并主动形成联络常态,为广场舞健身活动提供科学指导,协调、解决广场舞健身活动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通过培训打造一批综合素质高、责任心强、乐于奉献、热心服务广场舞健身活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 活动方式要追求多元化审美与健身功效相结合[9],建立和完善广场舞健身活动展示、大赛、科学健身学术论坛、健身科普知识大讲坛、广场舞文化产业大会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宣讲等等多元化联动机制,为广场舞普惠性活动多元化呈现方式营造规范、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宣传内容要坚持引导化采取多种形式传播团结友爱、健康向上的广场舞健身文化,促使社会公众加深对广场舞健身活动的认知和了解,使其成为广场舞爱好者交流沟通的重要载体,成为家庭和睦、社区和美、社会和谐的积极力量；引导广场舞健身活动成为又一个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平台 锻炼指导要尽量科普化要从单一的传播广场舞动作要素和技能拓展至传播广场舞健身文化；要让老百姓认知、理解广场舞科学锻炼的普及知识；要引导老百姓逐渐理解广场舞的意义是人与人创造和交流的一种方式；要通过广场舞的健身活动实践应用培养并表现出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技能；最终建立并养成广场舞与健康生活之间的关系。6 结语广场舞因为对参与人群的“草根”身份未引起正视和重视,时常被误夸为“社会公害”,对广场舞(广场舞大妈)标签化、污名化的舆论伤害也使得“广场舞大妈”未能像“朝阳群众”一样成为传播正能量性的群体,但事实上他们却是表达新时代全民文化自信和大健康理念实践的中坚力量。要解决广场舞参与者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自身的内在艺术修养的重视、个性表现表现的渴望、对综合素质的要求等)与广场舞治理水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0],需在加强时代认知的基础上,运用实在简明的治理手段,即制度建设上大众化、培训内容上通识化、展示方式上多元化、宣传内容上引导化、锻炼指导上科普化,以此着力发扬广场舞的正向力量,成为符合新时代治理发展的应然之举。参 考 文 献[1]陶然.广场舞成中国大妈们最爱超一亿人参与[EB/OL].[2015-05-05].http：///china/2015 0505/.shtml.[2]厉苒苒,陈慧琴.“第一运动”有了注意事项——新政出台有助于广场舞有序发展[N].新民晚报,2017-11-22.[3]窦彦丽,窦彦雪.广场舞文化溯源与发展瓶颈[J].四川体育科学,2013(2)：92.[4]肖虹.考虑健身价值的广场舞伴奏噪声污染防治策略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8,43(3)：125.[5]刘永超.中外艺术教育现状与教学方法的合理探讨[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06,8(1)：57.[6]何平贵,张恒波,王维.新常态下广场舞蕴含的矛盾与规范发展[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2)：98.[7]曾红卒,王荷英,于建兰,等.苏锡常地区全民健身发展现状分析与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7(8)：10.[8]郑秀丽,王鹏威.广场舞的社会生态学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8(1)：31.[9]成盼攀,马鸿韬.广场舞多元文化价值及文化建设研究——以北京市城六区为例[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40(3)：33.[10]梁勤超,李源,石振国.“广场舞扰民”的深层原因及其治理[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6,36(1)：26.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qikandaodu/2021/0203/9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