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广场舞治理与发展研究

广场舞是一种彰显城市广场文化、亲近自然的群众性文化体育健身娱乐活动。当下之中国的城镇,几乎随处可见、开展最为热络且发展最为迅速的群众锻炼活动,非“广场舞”莫属。

据不完全统计,在2015年我国经常参与广场舞活动的运动锻炼者为1亿人[1]；仅过了一年,这一数字增加了五分之一,2016年我国经常参与广场舞活动的运动锻炼者达到1.2亿人以上[2]。此外,国务院2016年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将广场舞列为重点推介健身运动项目,不出一年,到2017年广场舞在全民网络推选中成为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的竞赛项目之一。广场舞这一令人“咂舌”的普及发展速度,使其俨然成为了“中国群众性第一运动”。

但“剥极必复”“爆发式”的发展带来更为突出和紧迫解决的发展问题,近年来因跳广场舞所引发的邻里冲突矛盾、权益争夺乱象层出不穷,如何治理广场舞出现的综合性问题,迫在眉睫。文章试图通过梳理我国全民广场舞的历史发展进程,着重厘清治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在新时代社会背景下,分析广场舞发展的治理诉求,思考治理思路,提出治理手段,以期为我国广场舞走向稳定续效性生态发展建言献策。

1 我国广场舞的历史发展进程

广场舞并不只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追溯其发生本源,早在人类早期的生产生活中就已存在。从广义上来说,广场舞涵盖了所有适合于在广阔场地上进行展示的表演形式。已有资料研究,全民广场舞起源于古代的宗教祭祀,这种宗教祭祀多会选取在开阔地带配乐手蹈,当时是一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专门性手段；后逐步发展到人类的生产劳动中,在丰收、祈福、节庆等广场宗教仪式中加工本地区民族、民间的基础舞蹈后而展示出现[3]。而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类广场展演形式持续存在,到近代多演变成民间信仰的社火形式,如巡游、腰鼓秧歌等。再到近现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裕程度和精神要求的提高,特别是城市广场建设的繁荣和全民健身氛围的愈发浓厚,结合“广场”命名的操舞类特定表演形式——“广场舞”的表述才深入人心。

而细述近现代我国广场舞的发展,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其所呈现的社会进程特点犹如一部“宫迁剧斗”般跌宕起伏。具体而言,广场舞经历了从惊现后流行到扰民后抵制,又到辩议后放开,放开风行后对峙升级,再到政府和社会等多方深入引导规范的一个发展过程。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广场舞迅速蹿红出现在中国各处的文化广场和社区大街之中,广场舞那时被看成是一种跨世纪性的“精神食粮”(如《以现代姿态走进新世纪”》,中国文化报,2000年),让整个社会为之群体激昂。人们起初以一两人伴跳开始,到三五成群齐跳,逐步壮大吸引周边观赏和休闲人群随时自愿加入,再到涌现出领队形成稳定的固定社区队伍,广场舞仿佛“一夜之间”的遍地开花之势,是完全在非特定宣传手段的自然状态下形成的。

但这种态势不久就由于其乐曲噪音等扰民原因,受到一定的抵制,最先是部分城市在受扰居民的强烈诉求下提出规定：“限制广场舞活动在定时定点开展”,而后广州等地开展调研立法：“禁止全民广场舞在公园内临近学校、医院、居民楼、机关办公大楼等区域内开展”。

然“民心如水,易疏不宜堵”,广大群众广场舞运动锻炼的广泛需求趋势是民心所向,反对单一和片面禁止广场舞开展的呼声不断(如《广场舞不能一禁了之》,辽宁日报,2013),相反提倡从城市规划疏导、公私域权界平衡、制度设计治理等研究视域放开广场舞发展的手段被广泛提出(如《禁止广场舞不如从城市规划上进行疏导》,中国社会报,2013；《广场舞者的权利和自由的边界》,检察日报,2013；《解“广场舞困境”需制度设计》,经济日报,2014)。

在此之后,广场舞依旧风行发展,还吸引了域外国家和民众的重视和兴趣(“悉尼市长青睐广场舞意欲引植入澳,2014”“日本大妈亲家羡慕广场舞浓郁交际关怀,2015”)。不过快速发展之下,广场舞的侵扰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高音炮、鸣枪、泼粪、放狗、械斗”等损招事件让广场舞变“广场武”,全民广场舞问题不降反升,从间接性谴责、冷战方式演变为直接性对峙、攻击方式,这说明了广场舞问题治理的弊端仍然存在,广场舞问题治理需更加深入的研究,当前的广场舞治理需要更多的“善治”思路。

2 我国广场舞治理研究的积累与不足

针对我国广场舞的治理已然展开,且从理论研究、管理制度以及现实手段等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qikandaodu/2021/0203/9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