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治理研究的问题与对策(4)-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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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治理研究的问题与对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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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方式都需要高职院校治理系统的理论进行指导，需要从宏观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从系统到局部的开展研究。（三）治理研究现状院校治理成为了学者近期比较关注的问题，也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是成果基本集中于本科院校，特别集中在研究型大学治理方面，专门针对高职院校治理成体系的研究成果不多。根据对CNKI数据库篇名检索，近5年，研究本科院校治理的论文一共3360篇，研究高职院校治理的论文341篇（见图1），高职院校研究成果为本科院校的十分之一；从系统研究方面看，博士论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系统性研究的规模。近5年，研究本科院校整体治理的博士论文21篇，所有年份研究本科院校整体的治理博士论文48篇，而研究高职院校整体治理博士论文0篇（见图2）。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有明显的差异性，不管是在外部治理环境、主体权责匹配、系统张力结构方面，还是内部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能力、治理文化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需要开展专门性研究。图1图2从国外研究成果看，基本没有高职院校治理的研究成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基本上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教育类型。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ISCED，2011版）中，对应在“5级短期高等教育”。国外职业教育基本在集中在“3级高中教育”和“4级中等后非高等教育”两个层次”，即中职教育层次，中职教育后继续教育通道对接的是“6级本科教育（学士或等同）”阶段，直接跳过了5级。没有教育实践自然就没有相关的研究可以借鉴。二、存在问题对高职院校治理研究不仅仅是数量上存在缺失，在研究理念、视角、深度、广度上，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需要研究者进行拓展和修正。（一）基本概念混淆不清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英瓦尔·卡尔松（Ingvar Carlsson）在1995年《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中对治理做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治理呈现出平行运行的特征，是各主体间对共同事务的互动性的协商、协调的过程。治理在界限和责任的界定上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注重的是治理过程的控制和治理生态的营造。而管理一般自上而下的运行，有清晰的权责界定，运行是指令式的，有明确的流程和目标，目标往往与具体的奖罚标准挂钩。目前很多对治理的研究不能正确的区分治理与管理的内涵，把很多应该归为管理研究的内容定义为治理研究。在2018年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推出的高职院校治理能力建设示范案例中，出现了如人才培养标准化、顶岗实习精细化、安全管理责任制、教学工作目标管理、教学模块个性化、行政管理流程化、绩效考核标准化、专业设置制度化、考核性诊断管理模式化、教职工考核制度建设等明显属于管理范畴的内容，把管理实践成果当成了治理成果进行表述。（二）治理主体概括不全治理强调的是多元主体协作的方式。高职院校由行政和学术二元主体管理模式向内外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模式转型后，研究对象也相应应该拓展。理论上参与到高职院校发展事务中的组织和个人都可以算做治理主体，只是参与决策的程度和权责匹配有所不同。高职院校的参与主体包括了政府、社会、市场、学校、教职工、学生（家长）。如果再进行细分，还可以分举办方、教育行政部门、政府职能部门、立法、党委、校长、行政、教师、二级学院、理事会、咨询委员会、行业、企业等主体。目前高职院校治理主体研究并不均衡，对部分主体的研究存在缺失。大量研究集中在院校内部主体及内部主体耦合关系，集中在政府与学校、行政与学术、书记与校长等主要要素耦合关系方面。对外部细分主体的研究较少。如对政府职能部门和立法的研究很少，院校内部治理主体研究也存在缺失。对咨询主体的功能性研究较少，对学生（家长）主体在治理中的作用和权责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对于治理主体的过程性研究也不多，治理主体过程性研究主要是解决建立决策系统的问题，哪些议题需要进行决策，哪些主体需要参与决策，在哪个环节参与进来，以什么方式参与，决策发生在哪个层级。这些研究普遍较少，出现结构性缺失。这样的研究现状不利于完整的高职院校治理体系建立。（三）忽略非正式制度研究当前对于院校治理的研究存在一种理解上的误区，认为建立的完善的治理体系就能实现组织的高效率发展。目前在研究和实践中，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事实上在治理研究中，如何解决多元主体参与和高效率之间的矛盾是治理研究的一个方向，如学校在决策过程中，往往因为教师的参与程度深，出于各种个人利益考虑，形成各自的意见表述，协调不同意见往往会影响决策效率。对非正式制度开展研究能较好的解释了这个问题。英瓦尔·卡尔松（Ingvar Carlsson）认为治理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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