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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群体性事件中微舆论场的治理研究

来源:治理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08-03 14:1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引言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风险多发的转型关键期,贝克认为中国的风险是“时空压缩”:西方现代化历程中的“历时态”矛盾和冲突在当代中国被“共时态”化,其在较短的时间内以
引言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风险多发的转型关键期,贝克认为中国的风险是“时空压缩”:西方现代化历程中的“历时态”矛盾和冲突在当代中国被“共时态”化,其在较短的时间内以突发的速度展开,因而更加尖锐、复杂和激烈。[1](p180)与风险的到来更加让人们无法忍受的是风险地位的不平等,[2]转型过程中迸发出的社会风险,很大程度嫁接到普通民众身上,近年来频发的以环境项目为肇因的群体性事件,就是民众对风险地位失衡的一种回音:环境项目的落成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官员政绩的提升,而环境污染的风险则由民众承担。在风险承担失衡的宏观背景下,环境项目在民众心中的敏感性陡增,政府在应对时稍有不慎,民意的表达就可能演变成突发群体性事件,释放出对社会的破坏力。 在长期以来“强政府—弱社会”的权力格局中,基层政府掌握着相关信息及对事件阐释的话语权,建构着事件的“真实”样貌,基层政府和媒体的信息输入故障使底层群体产生“信息剥夺心理”。[3]但如今媒介技术日新月异,于底层民众而言,信息获取和言论表达的桎梏早已打碎,因此他们也不再对宣传机器描绘的太平盛世图景背后潜在的或已然发生的危机熟视无睹,“微时代”下“微民”的号召力与动员力、行动力与破坏力,掀起了“碎片链上的龙卷风”,正逐步改变原有舆论场域的结构并对其形成了革命性的解构。[4]在这个由技术推动下的微媒介社会里,一个微舆论场的轮廓在信息、情绪和意见的暗流涌动下正逐渐清晰显现。 所谓微舆论场,笔者认为它是基于微博、微信等交互式媒介的普及和应用,以社会的热点事件和现象为客体,海量信息通过关系桥、关系线、中枢节点、割点进行聚合裂变式传播,同时伴随着情绪蔓延和态度碰撞,最终促成各方意见趋同的时空场域。在网络技术迭代下孕育的微舆论场,聚焦的并非社会生活中与大多数人休戚相关的公共议题,其外延和内涵带有与生俱来的互联网基因——舆论主客体的垂直分众化。随着官方媒体话语影响力式微和微媒介的迅速崛起,如今的民意表达和公共议程的设置开辟了一种新的微媒介路径,因此对微舆论场的研究成为治理突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新着力点和重要切入点。 一、动员与博弈:突发群体性事件中微舆论场的功能呈现 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人们接触传媒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这些需求具有一定的社会和个人心理起源,需求满足与否将影响到以后的媒介接触行为,人们会根据满足的结果来修正既有的媒介印象,在不同程度改变对媒介的期待。[5](p168)在对突发群体性事件进行报道时,传统媒体囿于体制规约,对相关信息讳莫如深,传播的真空致使民众感知信息获取的不足而随之产生“信息饥饿感”。[3]而当下微博、微信等微媒介正对传播格局进行颠覆式变革,移动终端的普及赋予民众畅所欲言的空间,因传统媒体的缺席而留下的信息空白,被灵活便捷的微媒介所填补,民众借助交互式微媒介的高歌猛进书写出一个微舆论场。当话语表达渠道畅通多元的微舆论场与突发群体性事件不期而遇,事件主体给予微舆论场的期许和功用,便呈现出更为细微和多元的特点。 (一)粘合:微关系聚拢原子式分布群体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特纳认为,集体行为的产生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或共同的愤恨,[6](p68)但当下传统的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构建起的稳定的信息交流网络被打破,靠血统、共同的风俗习惯、道德情操维系的较封闭、稳定的人际传播纽带被撕裂,取而代之的是利己主义原则主导的个体相互分离的人际传播网络,[7]无组织可栖的民众对于公共参与的兴致低落。尽管环境项目关乎每个社会成员及其子孙后代的切身利益,但碍于社会组织的松散无力,民众的诉求难以聚纳。而随着网络技术的迭代和移动终端的普及,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微媒介异军突起,成为组织集群的重要渠道。依靠微媒介编织出的微关系网络,是一种扁平化的横向网状结构,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参与者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它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8](p206)在这种网络关系的架构下,一种类组织群体应运而生,他们是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和情感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社会结构的组织化水平很低的暂时性社会群体,[9](p54)尤其是在以环境项目为诱因的突发群体性事件中,成员借助以强调社交强关系的微信、QQ群和信息流动弱连接的微博等微媒介来实现集群,并开展线下行动的组织和动员工作,微媒介打造出的社群也因此得以突破社会个体原子式分布的空间限制。 (二)发声:微表达冲破官方话语垄断 现阶段地方政府在处理突发群体性事件时,存在着固化的认知框架,一些官员对社会冲突事件存在一种“体制性过敏”,为了规避责任或掩盖与地方政府直接相关的社会不公正事实,他们便向直接上级或社会公众隐瞒信息。[10](p4-5)如今网络技术改变了原有的传播结构和模式,一种无众传播的模式正逐渐彰显,在这种传播过程中,信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qikandaodu/2020/0803/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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