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语境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基于(2)-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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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语境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基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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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巴当舞”的实地考察（表1），随着“巴当舞”的文化功能的变迁，其管理机构、管理主体和传承方式也发生着变化。在1953年前，由于岷县封闭的地理自然环境，“巴当舞”处于一个自在时期，尽管这一时期，新中国刚成立，中央加强了对农村基层的管理，但由于“巴当舞”的经济来源于农民的共有地产收入，“巴当舞”的管理便落到了村落的宗族组织，即以家庭血缘管理为主体，通过血缘关系一对一传承。1954～1966年期间，是“巴当舞”传承的衰退期，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村落宗族组织的解体，这种以血缘关系传承的方式逐步消亡，但由于“巴当舞”宗教祭祀及村落文化记忆的功能，使得“巴当舞”得以延续，村落一些“管事”或“明白事理”的老人便承担起“巴当舞”的管理工作，其传承由政府每年组织培训，并将巴当舞引入到当地中小学，一对一变成了一对多方式；1966～1978年期间，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民间的一些传统文化和信仰被视为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被彻底扫荡。因此，“巴当舞”的传承处于中断期，处于无管理状态；1979～1997期间，由于农村各地庙宇祠堂重建，推动村落祭祀活动的发展，为巴当舞的恢复奠定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巴当舞”的传承处于发展期，且由于当地民间权威的兴起为巴当舞造就了一种新的组织机构，即社会民间组织机构，组织和领导中寨镇巴当舞活动复兴工作；2000～现在，“巴当舞”的保护传承处于一个繁荣期。其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成立了巴当舞管理委员会，主体负责是岷县文化局，先后举办过10多期“巴当舞”传承培训班，使得巴当舞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巴当舞不仅走出村庄，还走进社区、学校、企业。2004年，岷县文化局委托定西市业余艺术团对“巴当舞”进行编辑并搬上了舞台，参加了甘肃省特色文化表演。2005年，“巴当舞”被搬上甘肃春节联欢晚会舞台。2008年，“巴当舞”列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7月25日至27日，由岷县文艺工作者和学者在当地召开巴当舞全国学术座谈会，对“巴当舞”的学术价值进行研讨。

由此可见，“巴当舞”得以传承和发展主要以政府为主体，民间组织、个体公民、家庭管理和保护，基本上体现治理理论下政府、市场、社会的运行机制。但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这种传承与保护的模式也存在着问题（表2）。

表1 “巴当舞”保护管理模式的变迁时期文化功能管理机构管理主体传承方式文化记忆与认同功能1953前宗教仪式功能自发的宗家庭为主通过血缘关系（家族传承），体现了（自在期）教育功能族组织机构一对一传承方式心理慰藉功能（1954～1966）文化记忆和身体实践村落中“管事的”或“明公民个体模拟血缘关系（师徒传承）体现了一衰退期集体情感和心理建构白事理”年长的老艺人对一传承方式（1966～1978）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无组织或无主传承暂时停止中断期）其文化功能已丧失个体管理体管理娱乐功能由弱到强（1979～1997）教育功能减弱民间权威社会民由老艺人培训，体现了一对多的传发展期认同功能由强到弱、自发组织间组织承方式调控功能的减退娱乐功能增强（2000～现在）教育功能增强政府每年组织培训，并将巴当舞引繁荣期认同功能减弱岷县文化局政府入到当地中小学调控功能减弱健身功能增强

表2 “巴当舞”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管理主要问题层次对“巴当舞”的保护工作缺乏重视政府政府资金投入不足保护层面法律体系不够健全宣传、教育不到位不当的资源开发，导致“巴当舞”本真性的丧失市场过度的利用，导致“巴当舞”生态环境的破坏保护层面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薄弱保护资金单一，市场在资金筹措中难作为社会村民参与力度不够，意识低下保护社会组织数理偏少，且独立性不足层面民间组织、村委会保护管理不当

四、治理语境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困境

（一）治理语境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概念进入国人的视野。2003年4月，文化部发布《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并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宣布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正式启动。同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并公布了第二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2004年，我国政府批准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展开。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并随文附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联席制度》。自2005年至2008年，国务院批准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028项，其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55项。2007年与2008年，文化部相继公布了两批代表性传承人共700多名，根据国家规定，传承人可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同年，文化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和传习所调查工作的通知》。2010年统计，全国各地共投入8亿元用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全国仅文化系统参与普查人数22万余人次，社会参与人员277万余人，召开座谈会7.1万余次，走访民间艺人115万余人，共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97万余项[10]。2011年《中国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建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网址: http://www.zlyjzz.cn/qikandaodu/2021/0511/16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