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的比重低了，“理”的比重高了，逐渐由从行政主导的传统职能型政府向以人为本的智慧服务型政府转变。

服务型政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标志，服务型政府建设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基本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服务型政府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明确政府的职责边界，由“大包大揽”走向“收放有度”，由“物理重组”走向“化学反应”，由“粗放式管理”走向“高质量服务”。

作为未来智慧城市的大脑中枢，智慧政府的“智慧”，不仅体现在技术的智慧上，更体现在管理的智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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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城市

自1993年首次提出“电子政务”后，美国推行数字政府计划已经将近30年。2013年，美国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组建大数据高级指导小组统筹用于电子政务的两亿多美元专项资金，把大数据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奥巴马曾在多个场合表示，数据是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是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

除美国外，发达国家也纷纷推动数字政府改革。一时间，Smart Government、Intelligent Government、Ubiquitous Government 及 Government 3.0各种概念层出不穷。

英国2011年成立了政府数字服务（GDS），作为政府中心内阁办公室的一部分。新加坡先后推出“智慧岛计划”、“智慧国2015”、“资讯媒体总体规划2025”，旨在建成全球领先的智慧政务国家。日本2009年推出“智慧日本战略2015”，将数字信息技术深度融入政府治理、医疗健康、教育三大公共事业。韩国2004年提出“U-韩国”战略，连续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三次联合国电子政务评估中名列第一。

从数字政务到智慧政府的五个层次

技术进步提升了人们处理纷繁事物的能力。计算机让文档的海量存储变为可能，互联网让人们可以交互处理信息，智能手机实现了移动业务处理。5G通讯、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则带来未来关于个性化场景服务更广阔的的想象空间。

2009年，奥巴马就任后不久，与美国工商业领袖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在会上首次提出“智慧地球”概念，建议政府投资新一代的智慧型信息基础设施。这一提法让“智慧城市”应运而生。公共治理的数字化也因此有了“智慧城市”这样一个具象的场景，数字政务开始迈向智慧政府。

“大脑丛生”的智慧城市，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产业竞逐。2020年7月IDC发布的《全球智慧城市支出指南》指出，至2020年，全球智慧城市的市场投资总额达1144亿美元，中国智慧城市的市场支出规模达到259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这个数据还将持续增长。

科技巨头是舞台上的主角。全球第一座智慧城市建于2009年，由IBM和美国艾奥瓦州的迪比克市共同打造。中国目前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的智慧城市已经有超过500个，计划投资规模近万亿元。2019《互联网周刊》与eNet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9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提供商100强名单”，海康威视、华为、中国电信、中国平安、中兴通讯等入榜前二十榜单。据统计，2020年，中国智慧城市概念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500家。

部分知名科技企业参与建设的城市大脑

科技巨头和本地龙头实现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模式变革。按1:10的比例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计算，每10亿元智慧城市产业投资约可带动100亿产值。

在探索智慧城市发展之路的过程中，各地涌现出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新，各先行城市也在汇聚资源，尝试打造能引领未来若干年的“样板间”。例如2021年3月，杭州发布《“三江汇”杭州未来城市实践区发展战略与行动规则》，在458平方公里范围内建设以“生命共同体”为概念的“未来之城”，计划到2035年初步建成；2050年全面建成。

在这场全国上下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中，考验的不仅是建筑师的能力，更需要考验设计师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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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和“前探”

2020年12月1日，日照市车家村拆除了村里服役半个世纪的大喇叭。

喇叭曾经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工具，电话和网络不发达的时候，村里大小事情全靠喇叭喊话。喇叭的卸下，意味着基层治理模式发生了变化。20年前作为“能人回村”的孙伟，找到村里去阿里钉钉工作的大学同窗，希望找到一条“数字车家村”的发展道路。

车家村全村330户1100多人用上了钉钉，建立了“村-组-户”三级数字化组织架构，在此基础上推进数字党建、平安乡村、美丽乡村建设。党务、村务、财务，三务公开，每月线上发布，方便村民随时用手机查阅。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zonghexinwen/2021/0520/17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