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公共治理数字化在中国有条件基础。印度健康码没有发挥出作用，还有一个漏洞是国内尚有至少4亿人没有智能手机，部分地区的网络通讯也不发达。而中国的数字化基础和移动互联网普及情况则要好得多。

到2020年，中国已累计建成5G基站71.8 万个，并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 5G网络。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89亿，其中使用手机上网比例达99.7%。

此外，微信、支付宝等移动端的入口级应用从城镇到农村已普及多年，使用场景非常成熟。据腾讯2020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当前微信月活用户达到12.1亿人。“微信+政务”“支付宝+政务”，以社交和消费应用作为入口无缝对接政务模块，为数字政务的快速推广探索出了新的模式，政企资源形成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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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警犬“被迫营业”，扫码下载即可“撸狗”。

有需求、有条件，再加上新型举国体制的强推动力，使得中国公共治理的数字化改革能够得到高效率推行。

2020年的举国抗疫，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一把中国政务的数字化进程。公众在全国范围内的大数据采集和频繁的扫码应用，既加速了技术迭代优化，也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联网联办。

更关键的是，一个二维码的全国推行，培养了公众的使用习惯。继出行扫码之后，人们开始在手机上查看疫情通报、预约疫苗注射，进而看病挂号、查询医保……当人们发现原来手机上能办这么多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再退回到线下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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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变革到思维变革

2008年3月，美国上线了一款程序员开发的应用软件SeeClickFix。人们可以通过手机拍照，将交通灯损坏、排水管堵塞、交通灯损坏等市政问题上传到公共事业部门，以便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不久后SeeClickFix在美国上千个城市推广应用。如今，中国各大城市都上线了类似SeeClickFix的软件，例如随手拍举报交通违法。

数字技术悄悄改变着公众和政府的互动方式。

正如《哈佛商业评论》所称，大数据本质上是“一场管理革命”。它不仅是一场技术变革，更意味着一场社会变革。移动政务系统让公众随时随地获取政府服务，而智能技术则可以通过公民的参与，建立“不断发展的政府”。威廉·埃格斯在2004年曾提出“我的政府”概念，即以市民为中心的政府，根据不同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这意味着治理主体和治理模式发生了变化。

中国“全能型政府”遗留的问题是“管的太多”，背后形成了隐形的权力和利益交织。在传统体制下，各部门数据形成了封闭的“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因此，数字政府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在技术层面，而是改善和优化政府治理效率，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数字化也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公共治理的逻辑重构。

数字化改革，也是思维的改变，从物理碎片化到虚拟空间整体化、从封闭到开放、从部门协调到整体协同、从手工作业到智能运行……我们以济南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为样本，从微观层面来拆解这个逻辑重构过程：

【结果】

原来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涉及17个部门，准备500余份材料，完成74个审批事项，填写81套表单，表单要素有1900余项。改革后，只需要填写4套表单，准备75份材料，最快只需要8个工作日完成办理。

【方法】

纵向推翻原有的流程重构再造，进行“三减三加”。三减：减流程、减材料、减时间；三加：加监管、加服务、加保障。截取“减流程”这个片段进一步微观分析，减流程的实现途径是进行“多审合一、多测合一、多评合一、多诺合一”。多审合一即合并审批事项；多测合一建设测试平台，完成一次委托、联合测绘、成果共享；多评合一即各片区牵头组织多个部门统一编报评审；多诺合一即对于可以在事中事后整改且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事项推行“清单+告知承诺+容缺受理+并联审批”。

横向打通了全市39个业务系统，“横到边、纵到底”的“一网”布局基本实现。过去政府各部门都有一套自己的信息采集流程和审批逻辑，形成数据分割，条块掣肘的“三难”局面，即互联互通难、数据共享难、业务协同难。数字化改革，就是在重构再建中扫清掉这些障碍，变“三难”为“三通”。

这种逻辑重构，既有纵向的部门内部流程推翻再建，也有横向的与其他部门打通连接。在这个重构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治理理念的显著变化，比如让数据替代人去跑腿，比如用“告知”和“承诺”去替代一刀切管理。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zonghexinwen/2021/0520/17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