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研究】以生命政治治理新自由主义的韧性(3)

在国家能否以生命政治机制“补偿”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的问题上，存在南北差异。作者由此引出了关于现代生命政治种族主义的探讨。如福柯所述，生命政治并非绝对诉求关怀所有人的财富与康乐，而是一种在权力控制下促进人口生命与康乐的具体行动。这种关怀需要保护某些人口免受其他人口——即福柯所言的“低端人种”——对其繁盛的威胁。生命政治把种族主义化为国家权力的一种核心机制，这种种族主义不同于以族群（ethnic group）为贬低对象的传统种族主义，而是一种用于管理人口的治理形式。

04

希腊国债危机的生命政治治理

上述理论观点在本节被应用于对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分析。

关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起因，有两种主要论述：第一种论述关注希腊的责任，包括希腊人的挥霍、希腊政府无法遵守《欧洲稳定与增长协定》的要求，及其为了加入欧盟而在自身的经济、金融与财政情况上造假的不负责行为；第二种论述则聚焦于欧盟的结构性缺点。这些缺点造成了贸易不平衡，还阻碍其成员国采取独立的货币政策。

而在这些论述中，一种带有生命政治种族主义色彩、从一开始就不该出现的叙述占据了主流，即“希腊人是一群懒惰、无能又贪婪的人”。这一污名化叙述佐证了一系列以（希腊的）紧缩措施为条件的纾困（bailout）计划的合理性。具体而言，这种认为希腊人有罪并理应受罚的论调掩盖了一个事实：希腊接受的三轮纾困的主要目标都是拯救拥有大多希腊国债的大型欧洲银行，而非协助希腊振兴经济。这种论述还掩盖了危机的一大重要原因：不负责任的借贷（lending）。

已有一些学者就此展开从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出发的论述，而本文进一步发问：仅仅将希腊纾困（新自由主义韧性的具体表现案例）归因于新自由主义治理理性足够吗？作者力图从生命政治治理理性的视角来补充先行研究：从此角度来看，纾困背后的逻辑依据不仅是“拯救市场”或“治理体系”，还是通过把欧洲公民从希腊国债危机导致的金融不稳定的风险中解救出来，实现对新自由主义生命的治理。换言之，在纾困行动的核心，同时存在对欧洲人的（新自由主义）生活的生命政治关怀和针对希腊人（被排除于欧洲人之外且被视作对欧洲人生命与康乐的威胁）的生命政治种族主义。

经由具体的案例分析，本节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在新自由主义的内核上有一组重要的张力，即福柯所说的竞争与“为市场治理”这两大新自由主义原则之间的不可消解的张力。接受竞争的原则要求欧洲银行不向希腊纾困，但这样会造成金融市场的崩溃；（于是）与此相反，为了保持市场的稳定与存续、欧洲人的新自由主义生活，竞争的原则被牺牲了。第二，与第一点相承接，对希腊进行纾困呼应了关怀与种族主义的生命政治理性，它们都是标志着生命与市场逐渐融合的生命政治-新自由主义机构的组成部分。这一案例表明，对新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治理不仅会表现在对社会保护和福利支出机制的采纳上，还会表现在对金融制度的维护上。第三，对新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治理是最富最强的国家用以维护其国内生命、干扰国外生命的工具。福柯的生命政治种族主义概念对于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简言之，本节旨在使人们获得一种关于向希腊提供纾困的新理解：纾困是一种关怀行为，目的是将欧洲公民从金融不稳定的风险中解救出来。由此，作者对新自由主义韧性的探究不囿于对“拯救市场”和“治理体系”问题的探讨，而是将其视作一个治理新自由主义生命的问题，即通过生命政治干预（纾困）来确保新自由主义生命的安全，而非只是建构坚韧的主体。此分析的核心有两点：一方面，生命政治是一种关于人口的生命与关怀的政治；另一方面，生命政治是一种针对“低端种族”的种族主义的政治。因此，对不负责的债务方（希腊人）而非不负责的债权方（各欧洲银行）的惩罚不仅是新自由主义“捕获”主权权力的能力的产物，也是强国（以德国为突出代表的欧洲各国）对新自由主义实施生命政治种族主义治理的结果。

05

结论

本文探究了新自由主义的韧性问题，其核心论点是：新自由主义和生命政治应被视作两种互补互惠但在分析意义上截然不同的统治理性。生命的新自由主义化与新自由主义本身产生危机的倾向带来不确定性与风险，而在治理这些不确定性与风险的过程中，关于关怀和种族主义的两种生命政治理性扮演了重要角色。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zonghexinwen/2020/1012/7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