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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研究】以生命政治治理新自由主义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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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Luca Mavelli,英国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编译】 周玫琳(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博士生) 【校对】 许文婷 【审核】 赖永祯 【排版】 卢奕财 【美编

Luca Mavelli,英国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编译】周玫琳(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博士生)
【校对】许文婷
【审核】赖永祯
【排版】卢奕财
【美编】黄竹音
Mavelli L. . Governing the resilience of neoliberalism through bio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 489–512.
期刊简介

《欧洲国际关系杂志》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是由赛吉出版公司(Sage Publications)代表欧洲政治研究联合会欧洲国际关系常设小组(可加英文名称)出版的季刊,发表国际关系学科全领域的同行审议学术文章,既关切理论争鸣的前沿,也注意国关研究社群中有当代和历史意义的主题。该刊2018年的期刊引用报告(JCR)影响因子为2.756,在91种国际关系类期刊中排名第11位。

以生命政治治理新自由主义的韧性 Governing the resilience of neoliberalism through biopolitics

Luca Mavelli
摘要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被广泛视作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问题根源。然而,即便经历了惨败,新自由主义不仅挺过了这场危机,还“兴盛”了起来。如何解释新自由主义的这种韧性?既有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或是聚焦于新自由主义的特性,或是关注新自由主义(内在的)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能力,该能力可生产有韧性的主体。本文则采用一种不同的视角。基于米歇尔·福柯的观点并对之发起挑战,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和生命政治应被视作两种互补的治理理性(governmental rationality),且生命政治理性有利于治理来自生命新自由主义化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换言之,生命政治在治理新自由主义的韧性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透过这一概念视角,本文探究关怀(care)的生命政治理性如何被运用于治理新自由主义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该危机不仅威胁到欧洲银行体系的稳定,还威胁到欧洲人新自由主义的生活、财富与康乐。本文还探讨了新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治理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要素——生命政治种族主义(biopolitical racism),它将风险、剥夺和不平等的来源从新自由主义体制转移到“低端”人口,而这些人口对新自由主义支配服从的缺乏被转化为对新自由主义生存的威胁。这种威胁(被视作)是应受惩罚的,并对为更过分的新自由主义剥夺提供了合理性。
文章导读
01
导言
学术界普遍认为,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促成了一种转向“后新自由主义体制”的期待,但这种期待终究落空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主要维度——竞争、私有化、去管制、个人责任、利润私有化与亏损社会化、市场机制在基础服务与物品分配上的中心地位、紧缩政策(在欧洲尤甚)等——在意识形态和实际操作上都得以保留,甚至可能强化。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岿然不动。针对这一反常现象,学者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本文着力解决的问题:新自由主义为何得以挺过这场自“大萧条”以来规模与破坏最大的危机?如何解释新自由主义的韧性?
两组学术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探讨了这一问题。第一组研究聚焦新自由主义的特性,而第二组研究通过关注新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维度来解释其韧性。本文另辟蹊径,提出现代治理术包含两种互补互惠的理性形式:新自由主义和生命政治。从米歇尔·福柯围绕二者发表的观点出发,作者提出,新自由主义的韧性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特性(如生产坚韧主体的能力)的产物,还是治理新自由主义不确定性与风险的生命政治理性的产物。因此,作者认为生命政治不能仅被视作新自由主义内部的一个维度,其治理理性通过对人口的关怀和生命政治种族主义来实现对危机的治理,以确保新自由主义的韧性。
02
新自由主义的韧性:学界既有的解释
本节首先探讨“新自由主义”这一基础概念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在许多层面上具有多重定义,可以是经济理论、政治哲学、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工程(事业)、治理术等等。其核心观念包括:相信在创造和分配财富的能力上市场优于政府;认为政府(职能)应被缩减以让位于市场;认为竞争、私有化、去管制和金融化能促进增长;相信个人是人力资本的来源,不平等是个人人力资本素质的体现且能促进企业精神;认为一切关系可以在经济成本-收益分析的框架下分析衡量。这些观念会转化为各种实践,如财政紧缩、债务条件、去除贸易壁垒等。这些实践又进一步导致一系列相应的权力体制,它们一般迎合向上再分配、积累与剥夺、劳动力剥削、从边缘向中心转移财富等(目标)。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zonghexinwen/2020/1012/7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