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研究】以生命政治治理新自由主义的韧性(2)

接下来，作者回顾了学界解释新自由主义韧性的先行研究。作者首先考察了关注新自由主义特性（包括适应性、内在一致性和吸纳异见的能力等）的一组观点，并分析了这些观点中的新自由主义如何“捕获”并利用主权权力来其治理自身的韧性。作者继而探讨了另一组学者的观点，他们解释新自由主义韧性的路径是聚焦新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能力，该能力可以建构坚韧的、能适应新自由主义竞争与不平等的不确定性的主体。在作者看来，前一种视角假定新自由主义是现代治理理性的主导形式，未把生命政治的角色视作值得探究的问题；后一种视角则把生命政治贬低为新自由主义内部的一个维度，未能将其概念化为一种对治理新自由主义韧性而言十分重要的补充性的治理理性。本文立论（见导言）即从这些不足之处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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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治理

福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以竞争、不平等和“为市场治理”等原则为根基的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机制；而生命政治是“使人活或让其死（making live and letting die）”，其逻辑立足点一是对人口的关怀（care），二是对威胁人口生存与康乐的群体的种族主义（racism）。他对新自由主义和生命政治的论述是彼此分离的，因此二者关系如何仍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有待深入理解。

本节的论述即基于福柯的这种观点，并力图探究这“未解的谜题”。作者以对福柯作品及其思想的解析为主，旨在说明生命政治和新自由主义如何代表两种互补的统治理性，二者分别围绕着关怀与竞争这两种原则。

作者的解读从福柯关于新自由主义与经典自由主义之间区别的论述开始。福柯认为，新自由主义继承了（经典）自由主义的许多观念，但也引入了三点创新：一，市场并非是围绕交换行为自然形成的，而是以竞争逻辑为中心的人为的、脆弱的环境，因此市场需要“积极的治理术”，即干预主义的政府；二，新自由主义造成了一种社会与政治的“经济化（economization）”过程，其重要的后果之一即猜疑与风险不再局限于市场，而是成为生命的总体取向；三，生命新自由主义化带来的风险无法通过社会化来控制，而只能通过确保增长来应对，新自由主义因此囊括了更多风险，使得“危险地生活”成为其标志性气质。

在上文提到的第二组先行研究看来，生命政治的作用主要在于建构具有进取精神和坚韧性格的主体，这些主体能被嵌入新自由主义秩序并成为其组成部分。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生命权力（biopower）的一大任务：利用多种治理“随机事件”与“危险”的技术来促进人口的繁盛与健康，从而实现对人口的关怀。福柯并未明确把生命政治框定为一种保护人口免受新自由主义风险（威胁）的工具，其部分论述其实鼓励人们思考生命政治作为一种迥异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理性的可能性。这种治理理性的首要任务是补偿新自由主义造成的风险与失败，其途径是建立一系列对治理新自由主义韧性十分重要的制度与实践，如卫生规则、储蓄与消费模式、健康保险体系、福利供给、养老金、劳动标准以及（下文将会详述的）危机下的紧急金融援助，等等。

为了进一步探究新自由主义和生命政治之间的关系，作者引入了卡尔·波兰尼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论。波兰尼认为，作为一种自我调节的实体的市场其实是政府的人为创造，其存续有赖于政府的持续干预。而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一概念导致了市场的社会脱域（social disembeddedness），这促成了一系列主要由政府主导的反向运动（countermovement），它们旨在关怀人口及其康乐，继而推动市场的社会再嵌入（social re-embedding）。简言之，在波兰尼看来，关怀人口及其康乐对维持市场经济十分重要，市场的社会脱域与再嵌入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决定性特征。

波兰尼和福柯对市场的理解很相似，波兰尼的反向运动观也和福柯的生命政治观也有相仿之处。但二者的思想也有一处重要的差异：波兰尼认为双向运动体现了市场与生命之间潜在的张力，而福柯认为新自由主义和生命政治标志着对这种张力的克服。

基于此，作者提出一种对福柯和波兰尼的联合解读，即生命政治反向运动的目标不仅是保护生命，更是保护新自由主义生命（neoliberal life），即已经嵌入新自由主义市场并从中获得意义的生命。保护生命由此也要求保护新自由主义市场。这种生命与市场的交互带来一种新观点，它强调一种超越新自由主义理性的不同的治理术目标，不仅要“拯救市场”或“治理体系”，还要治理新自由主义生命：即通过一系列超越坚韧主体建构的反向运动或生命政治干预，确保新自由主义生命的安全。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zonghexinwen/2020/1012/7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