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作视野下虚拟社会平衡治理研究以公安机(3)

公安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将管理事务委托给微信平台，受托者以公安机关的名义实施行为，由委托方承担法律责任。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和法治的不健全，我国目前还未有一部法律清晰地规范公安机关的公私合作问题。只有由国务院、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等类似法律文件——其效力层级较低，只有概括性的阐述，并且还有交叉、冲突的情形。所以，此种公私合作模式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形式上的合法性还是不明确的，亟需行政法律规范在此作出明确。

三、公私合作中的平衡论

（一）公私合作中公权力委托的平衡界限

根据罗豪才等法学家的观点，现代政府在行政管理中都应采取平衡论。那么在公司合作的特殊行政中，公权力放收的平衡界限应当在何处。

1.治理中的平衡论

公私合作中的平衡论，实质上是达成行政目的与国民自由权利的兼顾。尤其为公权力性质的合作时，更要考虑到国家行政任务与私人自主管辖的平衡。由现代行政法受人民之托的角度而言，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垄断具有正当性。故行使国家权力，原则上应由政府机关为之，法无授权不得转由私人承办。

但由现代法治国家走向现代合作国家时，公权力采取国家垄断的模式受到质疑，因国家垄断公权力并不等于国家行政部门必须躬身亲自履行公权力。尤其在“漳州110”推广后，公安机关任务膨胀，但警察职位不能无限扩增，于是就有委托私人行使部分公权力以完成行政任务的必要。在西方受限制政府理念的负面影响后，部分国家推行民营化和放松管制战略，将私人参与行政任务作为行政实践的现实需要，诸多行政事务从行政公部门转由私人部门。即私人履行部分行政任务，享拥部分公权力。

为避免国家利用私人完成行政任务而转嫁责任，模糊国家任务、功能和责任，部分学者认为国家核心任务不可轻易转移，即“国家保留”；同时，以Wilfried Lange为代表的学者又认为宪法理论无法得出国家保留原则，且在历史上也有军队、法院、警察事物交与私人行使的历程。

在虚拟社会中，要防止“数字利维坦”和“虚拟乌托邦”的出现，必然要求要在公私合作之中达到平衡。若过度控权公安机关，在利益杠杆的作用下容易引起微信平台的某些监管失利，如出现洪小强微信赌博案；若过度限制微信平台的自由，会使虚拟社会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压抑了微信平台活力。目前，公安机关的治理基本还处于前者的状态，所以公安机关有必要让微信更大程度地参与到治理中，将平衡的杠杆趋于稳定。

2、以法为限

事实上，根据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国家委托行政任务的限度应在一定程度上由民意决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作为立法机关，具有相当的决议空间，行政委托限度应从国家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谨慎保留那些由国家行使而更有利于保护的公民权利，特别于生存权的实现上。“法者，天下之公器”，法治模式无疑是虚拟社会治理目标实现最佳选择，根本出发点。

现有的PPP理论对于不触及公权力的行政事务，已达成了可以合作的共识。但其实，只要未涉及国家强制力和国家暴力，对于某些国家公权力独占的“绝对国家任务”也可以由私人部门参与进来，例如公安治安行政和司法矫正行政。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政任务虽为民营化的禁区，但目前公安机关与微信平台的合作并非真正功能化的民营化。因为国家仍承担执行之责，只是不同程度地借助私人之手执行，并未于禁止之列。所以，公权力的行使界限应由立法机关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授权的方式来确定下来。但是，无论公权力如何行使都应该符合合法原则，国家把公权力委予私人行使，也必须要有法律依据。

公私合作背景下，须要有客观上之急迫理由，政府部门才能将其行政任务转由私人履行、公权力委由私人行使。因公权力会使公民权利义务产生直接、重大影响，故其行使必要严以法律规范约束，法无授权不可“委”。法律应对涉及公权力委托的行政任务详细做出，对象、权限、事物、救济、监督机制及责任承担等方面的规制。

（二）科技发展与合作优化的平衡

1.“科技+合作”发展模式

微信平台支付功能的日益强大，微信支付犯罪朝多样化发展，使得公安机关有效管理的难度每况愈难，承担的任务也愈加繁重。在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科技开发已不可能再单独由政府垄断，部分技术的市场应用已先进于公安机关，甚至公安机关的部分技术来自市场购买后的实用性改进。于此可见在科技方面公安机关不可能拥有绝对的领先优势。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qikandaodu/2021/0722/21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