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作视野下虚拟社会平衡治理研究以公安机(2)

公私合作可直接解释为“公”与“私”之间的“合作”。对“公”对理解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即是国家政府部门；广义则包括基层各类公共部门实体。“私”可理解为除“公”以外的组织与个人，例如私营企业、民营资本、公民个人等等。“合作”为公私双方互相信任、共享资源，而共同解决问题、分担责任。美国民营化理论专家萨瓦斯曾把合作的概念归纳为三个层次：公私双方共同参与的生产服务，多方参与复杂、民营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私为改善城市开展的正式合作。公私合作作为集合概念，其外延和内涵都有一定的模糊性。在此，公安机关与微信平台的公私合作应采用狭义的解释，开展第三层次的合作。

（一）公安机关与微信合作的定位

根据上述萨瓦斯三层次分析，可将公私合作类型分为：公私合营、公共建设参与、行政委托。公私合营，即政府与私人组织或个人共同参与并经营特定业务；公共建设参与，即公私合作共同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行政委托，即政府部门在保留行政权限、承担行政责任前提下，借助部分私人力量来实际执行行政任务以达成公共目的。

面对微信支付类案件飞速增长的现状，微信平台的参与应归属于行政委托类的公私合作，即凭借私人力量来完成支付平台治理的行政任务。具体而言，根据涉及公权力的参与程度不同，还可分为公权力委托与业务委托。

1.公权力委托

公权力意为实现国家意志，公安机关与微信在打击轻微违法范畴的合作应属于公权力委托。首先，在此方面的合作中公安机关仍作为行政之主体，国家与私人之间并非处于平等地位；其次，合作中公安机关不可让渡执法权力；最后，合作的行为目的为完成公共任务，即打击微信违法犯罪。公权力委托的实质是将公安机关公权力的权限给予到微信平台，以公安机关的名义在委托的范围内行使公权力。

2.业务委托

业务委托即将微信支付的预防管理方面委托外包给微信平台，公安机关起到指导、监督的作用，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可视为与“治安承包”类似的委托形式。相较于其他社会治理，在微信平台的治理更具有特殊性，更需要私人部门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

（二）公私合作警务模式现象的实质

1.管理走向治理

由公安机关单向的管理走向治理。公安机关的权力来源于国家，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让渡；而在治理中，权力的向度是多元的。当前单向的权力流动使得公安机关管理事务不断膨胀，如此不堪重负的管理并不能将源于人民的权力服务于人民。

于此，在十八大国家治理的背景下，公安机关提出让更多的主体参与到社会管理中，以合作的方式来分担管理压力，用共同的目标来代替单向的制裁。公安机关治理以政策激励和外部约束的形态，来开展警民多方相互支持的警务模式。

2.集权走向分权

网络治理中过去集中于政府的行政监管权力越来越向社会私主体的偏移，微信等私主体承担起部分过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通过行政委托、行政合同等授权方式，既加强了公安机关的执法力量，也从合作的角度更好体察公众“民意”，以达到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效果。

但同时上述合作模式中，公权力都仍是掌握于公安机关手中，并未有本质变化。公安机关仍享有刑事司法权与治安行政管理权的最终管辖权、监督权和责任承担。微信平台只以部分履行者的身份参与到公权力执法中，即公安机关将特定任务执行权限委由私人办理。

3.单一趋于多元

警务模式多元化，即以公众为中心开展警务工作，形成国家——私人部门——公民的合作关系。多元化的合作成为行政法的发展趋势，案件侦破、治安管理等都不再单纯地依靠公安机关。私人部门以自身的优势条件加入到部分公安工作中，弥补警务力量的不足，构建起以公安机关为核心的公私合作格局。

在公安机关与微信的合作中，微信平台以私人主体的身份参与到管理中。即使公安机关并未将公权力授予微信平台，但其的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权力——服从”的传统警务模式，为走向动态合作的新型警务模式打下基础。

（三）公私合作行为形式的法律分析

公私合作的正当性由何而来。根据传统的行政法学观点：行政之法律合法性源于行政民主之正当性。本文所提及的公私合作是行政主体在完成行政任务、履行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借助私主体的人力、技术、知识、财力或其他资源来共同进行的过程。未涉及到行政任务所有权的转移，而仅仅是任务履行方式的改变。按照菲利普·库珀教授的观点来讲，公私合作仅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他是决策者用来达到公共目的的政策工具。所以，依照我国宪法和组织法的立法精神，此种公私合作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qikandaodu/2021/0722/21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