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钊:基层社会治理，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2)

政权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以及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是治理的应有之义，也是治理最关键的评判标准。为了突出政府与社会之间合作，以及探索合作的方式与方法，治理研究者专门提出了合作治理理论来描述、诊断和推进治理中合作行为的发生。

政权与社会之间有效性互动，意味着需要告别政府的单方行动，将政府行为建立在更多的回应性、协商性和合作性基础之上，这也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内涵。政府的回应性，强调政权需要以民众需求为旨趣，及时对民众需求作出反应，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应该与民众需求相匹配。政府的协商性，强调政权在问题解决和治理中要“问计于民”，无论是需求发现、问题建构，还是问题解决，都应该是官民协商的结果，协商民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该发挥更大作用。政府的合作性是对协商性的深化，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民众共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合作生产和合作治理是其表现形式。

共建共治共享作为一种理念，描述了政府与社会之间互动的理想蓝图，但现实中需要找到实现路径和方法。北京市在推进共建共治共享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比较典型的是建立“小巷管家”“接诉即办”和“问计于民”等。

“小巷管家”的建立，让市民能够随时找到政府，并且能够让政府从被动应对问题到主动发现问题。“小巷管家”涉及政府官员、社区工作者和民众等多样性人群，是一个调动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努力。“接诉即办”则是问需于民的具体体现，让市民通过热线直接找到政府，这是一个问题发现的过程。“问计于民”是政府与民众一起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北京通过建立居民对话会、六方协商等方式来促进共同行动。

基层社会中自治的培育和生长

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前提是政府和社会相对分离。基层社会自治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它要求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很多具体的问题，如邻里纠纷、环境改造、社区营造等由居民自己来完成。

实现基层社会自治，可先通过具体事项的自主治理，让市民感受自主治理的魅力，懂得自主治理的技艺，形成自主治理的习性。以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为例，政府固然可以为加装电梯提供财政补助，但是否安装需要征求所在楼层居民的同意。在小区治理中，还存在很多类似电梯安装的公共事务需要通过自治方式来解决。

自主治理的培育和生长需要时间，也具有非对称性和脆弱性等特点。自主治理首先意味着个人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到公共事务之中，避免个人的自私和对公共事务的冷漠。但是，最难改变的是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只有实现了成功的自主治理，才能够形成“正反馈”，并使自主治理成为一种习惯。而自主治理成功之后，还需要使自主治理具有可持续性，这是自主治理最大的挑战。北京在老旧小区治理和老城更新治理中，有很多这样的探索，政府通过一些具体公共事务的推动，克服居民自主治理的障碍。

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制度、技术和文化保障

从根本上看，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集体行动过程。但集体行动会面临搭便车、过度使用等难题，从而形成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成为人类社会治理的持续挑战。当前而言，促进基层集体行动的路径至少存在制度、技术和文化三种方案。

制度是规范和约束人类行为的规则系统，它禁止、允许和强制人们可以或者不可以从事某种行为。为了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北京市非常重视制度化的解决方案，通过制度供给为基层社会治理有效运行提供规则。

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北京出台了《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这成为规范和约束街道办事处运行的最高级别规章。此外，针对反映比较多的物业难题，北京市就《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征求了意见。

技术是促进集体行动的重要手段，它提供了集体行动的平台，这在互联网时代显得更为关键。技术也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成本，为个人展开集体行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技术平台有利于整合不同组织机构的行动。北京市的网络管理平台、“接诉即办”平台等都是技术促进集体行动的典型，很多公共服务通过互联网等技术得以集成。

文化是集体行动得以产生的规范性因素，也是基层社会治理可持续的基础。不同的小区面临着不同的物理环境、人群属性和公共问题情景，这也使得这些治理共同体在解决问题时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非正式规范、社会资本和文化。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zonghexinwen/2020/0930/6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