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生物技术治理:如何负责任地研究与创新?|观(2)

STS的研究帮助欧盟政府与全社会不断深化对科技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理念在欧盟的成功便极大地受到了STS思想的影响。STS学者在参与塑造新型的科技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可以更积极的扮演多种角色，理解科技与社会互动的逻辑，参与科学知识的生产，重塑一种科技创新的模式。

3政策可以模仿吗:转基因管理

爱丁堡大学沈小白博士的跨文化背景使得她成为STS比较研究的专家，她以转基因政策为例，引导大家思考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管理体制是否可以跨文化迁徙，如何迁徙?中国在转基因技术上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而与转基因有关的争论也迁徙来到了中国。中国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受到本国的争议及西方政策的影响，导致在转基因政策与法规问题上进入两难境地。全球化的根本是模仿，这种模仿符合领先者与跟随者双方的利益。

沈小白借用了法国学者塔尔德的模仿定律的理论，认为政府通过模仿西方的管理制度转基因技术的进步与安全，科学家在研究上的追赶与模仿，公众对于技术的态度也受到西方与媒体的影响，这些复杂的行动者都在影响着中国转基因技术的推广。然而，模仿却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是管理制度的简单模仿无法解决中国社会中的复杂问题。

4干细胞治疗走向何处?

中山大学医学院周殷华副研究员做了“干细胞创新的市场与专业冲突”的报告。干细胞治疗已经在全球形成了400-600亿美元的市场，干细胞治疗的时机与质量由不同的创新模式决定--科学创新模式(Scientific Innovation Model)与医药创新模式(Medical Innovation Model)，不同的模式则是以不同的专业群体，伦理与管理制度为基础的。

周殷华总结了四种创新模式，是以全球的干细胞创新市场为模板的，体现出不同的文化与制度环境中，干细胞疗法涉及的科学家、医师、管理体系、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例如，中国与美国创新模式不同，美国属于科学创新模式，由科学家与监管部门主导，成本极高，目前只有不到10种干细胞疗法获批;而中国等国家则属于医药创新模式，由医院主导，为医生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可以将临床应用的收益直接用于实验，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管理问题。

通过研究，周殷华发现了不同群体间对于干细胞治疗存在着专业冲突:科学家希望获得更好的知识成果，为更大范围的社会应用做出贡献，而医生更倾向为单独的病患提供治疗;科学家遵循研究伦理，保护接受试验的对象，而医生则是以医学伦理为纲，认为病人的利益最高。因此，应该通过管理体系的革新促进不同职业群体冲突的消解。日本与美国都在干细胞治疗的治理上开辟了新的举措。

5身体与社会的断裂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方芗副教授从人类学角度剖析了疾病带来的身体与社会关系的断裂。通过对造口术(如结肠、尿道造口)的分析以及对完成造口术病人进行访谈，她认为在强大的现代医学统领下，医学技术可以取得生理意义上的成功，但不能免除人们对身体和对隐私部位认知的困扰。

从医学层面而言，身体功能依旧，在患者内心，“造口”手术却标志着个体的缺陷、不完美、乃至于失败。方芗从“裸命”、“不洁”、“身体规训”这三个概念分析了医学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对于患者而言，如何很好的处理与自己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需要社会科学家给予关注的问题。

6从阿西络马到华盛顿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高璐副研究员通过对阿西络马会议与华盛顿人类基因编辑峰会的比较分析，讨论了新兴生物技术治理的问题。阿西络马会议(1975年)与华盛顿人类基因编辑峰会(2015年)是科学家通过自我规制实现提前预警，来应对生物技术风险的两个典型案例，虽然相隔四十年，却存在着逻辑连贯性。阿西络马会议的目标是评价重组DNA技术的风险，会议结束后重组DNA技术的应用暂停了16个月，直到相关政策发布后科学家才开始在有约束条件下开始研究。1970年代处在冷战时期，科学家对于科技社会问题的反思进入高潮，阿西洛马会议标志着一个科学和公众参与科学政策讨论的新时代的来临。

2015年的华盛顿人类基因编辑峰会所应对的问题是以CRISPR技术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的普及带来的对人类胚胎和生殖细胞编辑的伦理与社会问题。与阿西络马会议一样，顶尖科学家是会议的发起人，但不同的是，华盛顿峰会的参会者更加多元和国际化，中国科学家也成为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同时，更多的社会科学家、伦理学家与法学家参与了会议的讨论。在DNA编辑工具的精确性、安全性达标之前，用它来改变人类胚胎和生殖细胞的基因组来“定制婴儿”，无论科学家还是一般公众都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文章来源：《治理研究》 网址: http://www.zlyjzz.cn/zonghexinwen/2020/0904/530.html